凯末尔推动了一系列提高
土耳其妇女地位的改革。包括在法律中明文强制不准妇女在学校戴面纱（现已废除）、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保障妇女在教育、就业、参政以及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
1934年修改宪法，妇女21岁拥有选举权，30岁则拥有被选举权，这项举措甚至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如法国和瑞士。
文化
1928年5月24日，大国民议会立法通过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8月9日，在共和人民党举行的一个有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参加的游园会上，凯末尔宣布实行文字改革。他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
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他前往全国各地，亲自教人们学习新字母。
11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立法，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确定了土耳其新字母，并规定翌年起不再公开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凯末尔声称，与阿拉伯字母相比，新字母清楚、简洁又适合土耳其语发音，在土耳其提高成人识字率及发展文教事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新的拉丁土耳其字母，合并了几个不同的音，k和q不分，é和e不分，h和x不分，反而产生了新的混淆。如其实行的一切变革一样，凯末尔将这一切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凯末尔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伊斯兰文化的本体特征，反过来强调了突厥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
外交
1922年10月3日，位于马尔马拉海的旅游胜地穆丹雅举行停战协定的和谈。土耳其西部的军事司令伊斯麦特·伊诺努代表土耳其出席。这次会谈与《摩得洛司停战协定》大不相同，英国和希腊在这一次处于被动一方，希腊则代表协约国进行会谈。伊斯麦特向英国所作的唯一让步是承诺土耳其不会进犯达达尼尔海峡，让英军可以保有一个安全的港口。最终英国同意安卡拉政府的提议。穆丹雅停战协定于1922年10月11日被签署，在1922年10月15日正式实施。11月1日，大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废除奥斯曼苏丹统治权。1922年11月17日，最后一任苏丹乘坐英国战船离开土耳其，前往马尔他，这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922年11月，协约国及凯末尔的安卡拉大国民议会政府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议，商讨以另一个条约来取缔《色佛尔条约》。大国民议会以伊斯麦特·伊诺努等人为代表。会议长达十一周，土耳其同意开放达达尼尔海峡。法国代表却因未能达到目的而拒绝谈判，土耳其亦因此而拒绝签署。
1923年2月，洛桑会议一度因土耳其人抗议而被迫中断。4月重新开始会谈，7月24日，会议最终达成共识，签订《洛桑条约》，条约承认土耳其共和国接替奥斯曼帝国成为主权国家。
在对外关系方面土耳其共和国实行和平中立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凯末尔继续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5年与苏联签订《土苏友好中立条约》；改善与加强同邻国（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关系。1930年与希腊签订友好条约，1933年签订边界保证条约。凯末尔政府促进了两个区域性和平条约的缔结。第一个是与南斯拉夫、希腊、罗马尼亚等国签订的《巴尔干条约》；第二个是与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四国组成的《萨达巴特条约》集团。
土耳其还改善了与西方国家法、意、英等国的关系。1936年7月20日，在瑞士的蒙特洛，土耳其与英、法、苏、希等有关国家通过了新的海峡制度公约，即《蒙特洛公约》，将海峡管理权从“国际委员会”手中收回。公约规定，土耳其共和国可以在海峡两岸设防，并进行管理。
人物评价
土耳其评价
凯末尔在各方面试图使土耳其走向西方、走向现代，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目标。土耳其民族通过他的努力，摆脱了内部和外来的束缚，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迈进。仅凭这一点，“现代土耳其之父”的名号是当之无愧的。
凯末尔虽然使得土耳其人从君主制封建体制
走向了民主共和，但是也走向了其个人强权与独裁的另一个极端。他试图摆脱了阿拉伯与波斯文化的影响，却一味地向欧美文化靠拢。
凯末尔认为，当时伊斯兰社会有许多的生活方式，太过宗教化且不够进步，与共和制度与现代进步是对立的，与现代民主制度是矛盾的，所以，要实行土耳其的现代化，必需倡导世俗化和全面西化的这样一个假设为前提，实行了与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决裂，将土耳其融入“唯一”的文明── “欧洲文明”的一系列措施。凯末尔本人拥有的民族英雄光环和一支对其绝对服从的军队。在军事力量支持下，凯末尔依靠暴力和强权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在社会各个方面，以西方为蓝本进行一系列强力的改革。
由于凯末尔的独裁指导思想，导致了土耳其政坛至今仍存在军官的长期干政。历史上，土耳其军队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强迫民选政府下台。所有法律必须经过由军方控制的“宪法法庭”审查才能生效，民主变成了土耳其军人把持国家命运的美丽外衣，近年政府逐渐通过修宪限制军方权力，而军方对政府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其他国家评价
凯末尔改革开创了同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民主改革这一趋势的先河。跟随凯末尔改革的脚步，许多亚非拉国
家民族独立后，广泛进行了改革运动。主要有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1919—1929）、伊朗的礼萨汗改革（1925—1937）、埃及的柴鲁尔改革（192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改革（1930—1935），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1934—1940）。
凯末尔改革很早也曾引起中国人的注意。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土耳其》一书，该书比较了土耳其与中国，立意于取法凯末尔改革的精神。只可惜，这种关注未能变成社会共识。虽然凯末尔领导的革命对当时的中国人有影响，国民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蔡和森，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在其后，凯末尔领导的带来社会真正本质变革的改革，由于历史的复杂因素，长期以来没有进入中国社会主流的视野。
相关争议
为了贯彻与凯末尔主义思想，以示与泛突厥主义割裂开来，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凯末尔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运用行政、立法等各种手段，严厉打击敌对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势力因此遭到严重遏制。但是总的来看，凯末尔主义对泛突厥主义的打击并不彻底，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为其苟延残喘提供了方便。
有人指责说，无论如何，凯末尔还是一个独裁者，他只允许他的共和人民党一个政党存在。自1923年直至1938年凯末尔去世，凯末尔一直连选连任共和国总统、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是，他仍着力于民主制度的培育，重视议会的授权，也很注重议会的权威和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共和政体基本的原则。为了维护共和政体，凯末尔坚决反对军队干政，在建国第一年里就要求军官在从军还是从政中选择一条途径。1927年，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战功卓著的凯末尔和伊斯梅特也辞去了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和军衔。
在奥斯曼各民族纷纷分崩离析离突厥人而去曲终人散的时刻，《洛桑条约》却将库尔德人的一部分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留在了土耳其。从凯末尔的角度来看，从维护土耳其国家疆域的角度来看，是必须坚决反对库尔德独立的，这是他无法更改的立场和选项。而在维护与应对的办法上，考虑到民族分裂运动曾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混乱和崩溃，他坚持认为土耳其必须是由土耳其人组成的单一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