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理论，从形式上来看是相当固守传统的。如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全部中国文化都可以统摄于“六艺”之中，即所谓：“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关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马一浮则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认为完全是精神的产物。他反复声称：“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他说，这些道理说来简单，却是他“自己体验出来”的。他从这种文化观出发，对于人类的文化，特别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了坚强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
教育成就
抗战时，国难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第一次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他是这样说的：“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来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著精彩”，“养成刚大之资，乃可以济蹇难”。可见，他是把对学生的抗战爱国教育，贯穿于这些讲座之中。1939年夏，他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书法成就
马一浮擅长书
法，各体皆备，碑帖兼取，尚古而脱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隶书，行草运笔俊利，章法清逸而气势雄强，横划多呈上翻之势，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气格高古；隶书取精用弘，形成用笔温厚、结体潇洒之特点。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在《戏题鬻书启诗》中自谓：“恨无勾漏丹砂诀，幸有羲之笔阵图。”由此诗可知，他自己的书法所成，自视不低，且独钟于王羲之。
纵观其学书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爱欧阳父子，二十岁后遍临魏晋南北朝书，植根于钟王诸帖。他的篆书直接取法李阳冰，隶书则以《石门颂》为宗。
最为世人认可的还是其行草书体，集各种书体于一身，自成风格。亦善治印，为西泠印社成员，其印朴茂而富韵致。
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兰亭序》与《圣教序》。故对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学《圣教序》的成分更多。无论点画、笔法，间架、结构，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响。
当然，马一浮在书法上的成就和赞誉，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学。曾受过马一浮亲炙的丰子恺更是服膺他的学问人品和书艺，称其为“中国书法界的泰斗“。
读书之法
对读书的穷理
之道，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认为，读书之道，约而言之，有四门：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四种读书法，实则解决了博与专、义理与细节、简与繁、中心与边缘等问题，其总结可谓精辟之至。马一浮对此稍加解释，“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辩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也”。
关于读书之目的，马一浮以为，读书当求明理，更贵在养德。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来，始终将“学之为己”为第一要务，“学之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贤人格；而非“学之为人”，即以“博学”炫耀于人以换取某种好处为目的。马一浮以为，学问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养，读书再多，亦不过一书橱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强调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为，并提出“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的践行主张。指归自己实则意味着，学人在明理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到身体力行：“但说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笃敬’要体而行之，不是说其义旨便了”。此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将义理落到实处，方可算的上“真学”。反过来，通过读书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进人们人更好的明理。譬如，当学人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具备了开放、谦虚、包容的品质时，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东西，进而更利于扩大其视野，开阔其心胸，进而帮助其更好地通晓天下之理。于是，“读书—明理—修德—读书—明理”构成一个良性循环，此循环实则是儒家圣贤人格培养的一个缩影。总之，马一浮的读书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故而，马一浮“读书法”，实则映射出马一浮修身践性之法。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解放后，他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直至十年浩劫，他也未能幸免。
传播《资本论》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第十二届世博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正式参加世博会。清政府派溥伦亲王为正监督（团长），并要选派懂外文的人员去负责筹建中国展馆。时年20岁的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录用去做中国展馆的筹建工作。
马一浮到达美国后，开始他抱着欣喜、激动、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学好外语，学好西方哲学、文学，他认为学习是他的第一乐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处学英语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个美元从师学习英语2小时，学习文法。不久，他翻译了《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刊。他的第二个乐趣是购读了不少社会学著作和图书，特别使他高兴的是购买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予病若失矣！”这时马一浮正在患感冒，还发着高烧。他说我回国时一定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部巨著带回中国去。
马一浮在美国考察了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后，心情逐渐由原来的欣喜、激动、期盼变成了苦闷、悲愤、失望。他原以为美国是文明、民主的，实际上却是野蛮而专权的。特别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对华人的歧视，他在日记中说：“美人定华商赴会，须人纳500金圆，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他说：“这哪里是参展，简直是进牢笼。”他还说：“闻圣路易斯大学等，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令诸生演说。在戏曲舞台上，中国人亦被描绘成让人笑骂的无赖等等，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人民尚未觉醒，而受美国歧视。”马一浮认为要在中国传扬马克思的《资本论》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