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据斯密说，他去查尔斯汤森参观一家工厂，在和塞黑讨论自由贸易时，他自己走进一个巨大的鞣坑从他不得不被删除。
另一期节目记录，他把面包和奶油制作成一茶壶，炮制喝，并宣布这是最坏的一杯茶。
1751年斯密28岁，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不久又受聘为伦理学教授。格拉斯哥与牛津不同，后来成为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以拥有一批出色的有才能的人物而自豪。但是它与现代的所谓大学这一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比较古板的一派教授，对于斯密轻率而又热情奔放的那种作风，并十分不以为然。他做礼拜有时会面带笑容（那时他无疑正沉溺于幻想中）；他是那个令人厌憎的休漠的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向大学会请求准许免除在上课开始时举行祈祷；他析祷时带有某种“自然宗教”风味——所有这些他都受到了时人的指摘。如果我们知道斯密自己的老师赫奇森在格拉斯哥曾创立新学风，拒绝向学生用拉丁文讲课，那么对以上所述就不足为奇了。
一生挚友
斯密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戴维·休谟。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戴维·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即使两人距离相隔多远，也会持续的通信保持联络。由于亚当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国富论》时的身体状况已衰退许多，他深怕自己历时九年的著作会没有出版的一天，所以那时斯密便指定戴维·休谟为遗稿管理人。但是在《国富论》出版二个月后，戴维·休谟便因病去世；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在1776年1月戴维·休谟订定的遗嘱中，指定亚当·斯密为遗稿管理人。这件事让我们知道这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不会因其中一方去世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