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学者阮元提出“自汉至唐，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以来，学者多从其说，言金文研究必从宋始。然而，考之典籍所载，此说恐非全部事实。
自汉到唐末的1000多年时间内，陆续被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史书记载者，确实数量有限。据晚清学者方濬益所举，汉至唐间史书记载古器之事者有20多次。其中，所涉青铜器的具体数目已不可考。不过，笔者据史书记载的大致情形推测，其绝对数量或应在50件以上。这些青铜器有被视为祥瑞之物而荐宗庙，甚或因之改元、因之立祀者，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时曾“得鼎汾水上”，由此更年号为元鼎。《汉书·郊祀志》亦载，“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但是，最后因“此鼎细小，又有款识”而“不宜荐见于宗庙”。可见，并非所有青铜器都被视为神瑞而获荐宗庙，汉时已然。事实上，自汉至唐青铜器已被视为玩好，进入了私人收藏领域，此风并非自宋才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就藏有古铜器。如今，在发掘的汉墓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过商代的青铜器物，也证明了早在当时，青铜器已经成为私人收藏的重要器物。汉之后亦然。如《南史·宋武帝纪》载，元熙二年“竟陵郡江滨自开，出古铜礼器十余枚……于是归诸瑞物，藏于相府”。
汉至唐1000多年间虽未留下青铜器的器物图和铭文，整体上看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氛围亦极其淡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期间对金文做过大致正确释读者不乏其人。比较突出的如前文所述《汉书·郊祀志》记汉时“美阳得鼎”之事，当时好古文字者张敞对此鼎（即尸臣鼎）进行了大致准确的释读。他据该鼎所出之地而断定其为周器，并据铭文指出此鼎是周王为褒赐大臣，大臣的子孙铭刻其祖先之功而作，并将其藏于宫庙。他的断代方法和铭文释读基本是正确的，并对后世学者的研究产生影响，事实上已进入了金文的研究范畴。另外，在金文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且有典籍可考者，除汉代张敞外，还有北魏时期的郦道元、南北朝时期的刘显、刘杳和刘之遴、江淹，以及唐代的封演和陆广微等。尽管对他们具体释读方法未有详载，但其释读结果的正确，也反映了其研究方法应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在五代梁朝时期，曾盛行收藏和考证古器之风。《梁书·刘杳传》曾记刘杳考证郑玄所谓象尊之事，结果虽不准确，但证明了当时考证之风已然兴起。梁时已经有对古器物的辑录，如江淹的《铜剑赞》等，其中所论与史实相合者亦较多。可见这时金石之学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
汉唐间的金文研究尽管是零星进行的，带有一定偶然性，尤其无专著问世，但这些零星研究及其贡献在学术史上不应该被忽略。宋代金石之学大兴，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正是汉唐间青铜器的陆续发现和被收藏，以及部分研究者释读、考证金文的尝试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北宋初期金文研究最终正式形成专门学问作了学术上的积累和铺垫，是长期积淀而致的必然创获。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 ，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 。 这时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 ， 不断出现专家 ，如吴大?《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 突过前人 。金文的年代长，使用区域广，材料如果不整理清理，则研究工作会收效不大。过去学者已理解这一点。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先秦文字资料不限于金文，而金文终究是主要的，它反映秦用小篆统一文字前1000多年间中国文字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
书法
金文书法，是以金文笔意创作的书法。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3000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32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19 行，291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