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含义的历史演变
“汉”作为事物名称最早是表示我国中部的一条大河，即今天的汉水。《诗经》中已经屡次提到这条河。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周南·汉广》）由河流的名称又引起了许多地理上的称谓，如汉中、汉皋、汉阴等等。又由地面的河流联想到天上的银河，遂把银河也称为“汉”或“天汉”。《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蓝亦有光。”这同把银河称为“河”、“天河”是一个意思。后来，天河也合称为“河汉”。
秦朝未年刘邦入关灭秦，项羽封他作汉王，封地在汉中一带。后来刘邦打败项羽，建立了汉王朝，“汉”遂从一个局部的地区名变成了国名。当时外族人称中国人为汉人，据说“好汉”这个词，就是来自匈奴人对勇武的汉人的称呼。因为汉朝人称汉人，语言称汉言，汉末僧人翻译佛经，常以“汉言”与“胡音”（指梵语）对照。
随着汉王朝的瓦解，作为国家、人民、语言名称的“汉”被新的朝代名取代。以语言而论，晋人译佛经，每以“梵言”、“晋言”对举，隋人则称隋言”，唐人则称“唐言”。不再用“汉言”这一称呼。
但是唐代人有时候却不用“唐”而仍用“汉”来自称。如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等。梵语称中国为ｃīｎａ（“秦”的译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音译为“至那”，意译为“汉”。如卷十二载：朅盘陀国自称“至那提婆瞿呾罗”（ｃīｎａｄｅｖａｇｏｔｒａ），玄奘译为“汉日天种”。据传波刺斯国王娶妇汉土，路经此处，与日神相遇而有娠，立国于此，故自称“汉日天种”。“波刺斯”是萨桑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国名，其年代相当于中国曹魏至唐初，这时中国的政权已不是汉朝。唐高僧慧苑在其所撰《华严经音义》卷下中说：“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大唐西域记》等对ｃīｎａ一词的译法，表明唐代已有以“汉”作为中国代称的倾向。
金朝首先把“汉”作为正式的族名冠于汉族。这是因为金是另一个民族的政权，为了明确区分两个民族，他们把宋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称为“汉人”。元朝继承了这种称呼。但是元代“汉人”这一概念与今天“汉人”的概念内涵不同，元代分人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四、南人。当时“汉人”既包括汉族人，也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南人”则指南宋遗民，实质上也是汉族人。但是“汉人”的主体是汉族人，这一概念逐渐巩固下来了。清朝建国后，又面临金朝、元朝的问题，既不能把汉人称为“明人”，于是就仍称为“汉人”。在元代和清代，“汉文”、“汉语”的名称也有了。因为元代蒙古族、清代满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至此，汉族、汉语、汉字的名称便比较地固定下来了。民国时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以他们为代表的“五族共和”表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概也只是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
南北朝时，人们还用“华言”这一名称来称呼汉语。这在当时是一种很自然的事，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又称“中华”、“华夏”。但由此而来又逐渐地滋生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中华”就是“汉”，“汉”就是“中华”，而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排斥在外。这在反动统治时期，推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情况下，更是变本加厉。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兄弟民族一律平等。以“汉”为“中华”的倾向被克服，于是“汉”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大一个民族的名称，便正式确定下来。（来自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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