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直言文革
与毛泽东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高潮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文革”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右派”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林彪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路线，不过一心要搞政变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同时，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又说道：“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他还一再强调：“我并不因为说他，批评他，而否认他的成功”，“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文革”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文革”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10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个人评价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①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②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著名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构思宏大的社会改造试验，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
著名学者许纪霖：①现在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学者专家，为稻粱谋，有专业精神，但不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期，我们还需要梁漱溟式的人物。②放着北大教授不做，梁漱溟居然去进行乡村建设的尝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义理不是在课堂谈谈就可以，而是要在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里去实践的。
《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新华网、人民网《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梁漱溟认定，尽管目前东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几有断绝之虞，但这却是暂时的，中国文化不仅仅不应该断绝、也不会断绝；不仅仅会在中国复兴，实现中国的富强，更是会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腊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运一般。
个人著述
专著
《究元决疑论》初刊于1916年《东方杂志》，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1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转年12月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唯识述义》（第一册）1920年1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10月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初版，1922年1月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一卷。《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3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答乡村建设批判》写成于1940年8月，1941年2月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后收入《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要义》写作于1942年至1949年。1949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初版。1987年6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重印。后收入《全集》第三卷。《人心与人生》写作于1960年至1975年。1984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初版。后收入《全集》第三卷。《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写成前十一节，连载于当年桂林《自学》月刊。1947年在上海出版单行本。1974年开始增写至十八节。全文首次发表于1987年出版的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
文集
《梁漱溟先生在晋讲演笔记》1922年2月由山西省教育会发行。《漱冥卅前文录》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漱冥卅后文录》193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北京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论文集》1934年8月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股发行。此文集有两种文本，标有“第一集”者所收篇目为多。《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1935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朝话》1937年6月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1939年由重庆乡村书店出版增订版。另有40年代商务印书馆版和中国文化服务社版。1988年1月教育出版社本仍有增删。后收入《全集》第二卷。《梁漱溟教育论文集》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漱溟最近文录》1944年江西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1949年11月成都龙山书局出版。《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1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我的努力与反省》1987年6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忆往谈旧录》1987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勉仁斋谈书录》1988年6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论文
《谈佛》原刊于1914年2月《正谊》，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原刊于1922年《教育杂志》，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办学意见述略》原刊1924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曾收入《漱冥卅后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原刊于1929年11月《村治》，曾收入《漱冥卅前文录》。后收入《全集》第四卷。《主编本刊之自白》原刊于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原刊1930年6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原刊于1930年11月《村治》，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1930年7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1931年9月起在《村治》连载，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初次刊登于1933年9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村学乡学须知》原刊于1934年2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精神陶炼要旨》原刊于1934年10月《乡村建设》，后收入《全集》第五卷。《儒佛异同论》写作于1966年，初刊于1986年11月出版的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作于1974年，初刊于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东方学术概观》写作于1975年，初刊于1986年文集《东方学术概观》。后收入《全集》第七卷。《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写作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一书出版于1988年12月，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写作于1969年，初刊于1979年《中国哲学》第一辑。后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