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郎车需要选一名共产党员的交通员时，就把陈戊己留在地方担任了交通员。刚开始陈戊己想不通，认为在后方不能打敌人，报不了家仇国恨。谭震林发现陈戊己的情绪后，主动又严肃地对他说：“党的交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一定要是共产党员来当。戊己同志，党组织选拔交通员是经过严格考察和审查的，要求不是一般的。作党的交通员需要根子正，出身好，思想觉悟高，立场坚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诚，不怕艰难困苦，不怕个人牺牲。做到人在文件在，宁可牺牲自己，决不能让文件落到敌人手里。即使被敌人捕住，刀子按在你的脖子上，也得死死保住党的机密。要懂得党的交通员肩负重任，党的机密就是党和红军的生命，关系到革命事业和战斗的成败。干交通员工作，非同小可啊！干这项工作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非常艰苦的，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呵！”听着听着，陈戊己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受到很大的教育，连连点头，斩钉截铁地说：“请首长放心，我陈戊己不是河边柳墙头草，决不辜负党的期望。请首长看我的行动吧！”临走时，谭震林站起来紧紧地握着陈戊己的双手，情深谊长地说：“好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安排，眼下组织需要你，你暂时不到前线去，要安心留下来当交通员，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会想通的！”以后，谭震林又多次找陈戊己谈心，鼓励他好好学习，并告诉他怎么才能当好交通员，笑着对他说：“一个好的交通员不但要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好，对党对革命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还要有机警勇敢的精神，临机应变的本事，妥善处理危机的能力。”从此，陈戊己始终牢记谭震林的教导，不管是送情报，还是做其他工作，都出色完成任务，没有辜负谭震林的期望。
闯“鸿门宴”
在无锡县甘露地区盘踞着一支以杨筱南为首的国民党游击队。杨筱南这个人见风使舵、反复无常。抗战初期，他曾拉起游击队救护过国民党伤员，也曾炸过外铁路阻止日军进犯，还打死过日本兵。1939年，杨部曾被叶飞收编为“江抗”独立第4支队。可叶飞领导“江抗”西撤后，杨筱南便翻了脸，投靠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冷欣。1940年7月，他还把我插入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膝宵吊在树上，亲自挥鞭抽打，以示与“江抗”势不两立。
8月的一天，杨筱南一反常态，备好美酒佳肴，邀请谭震林赴宴，说有要事相商。夏光同志机警地劝告谭震林说：“不要去，说不定这是摆的‘鸿门宴’哩!”谭震林沉思一会儿郑重地说：“老夏，杨筱南对日军没有妥协过，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重要机会。像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去做统战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他就会死心塌地倒向国民党。既然他请我赴宴，就是他摆‘鸿门宴’，我也要去闯一闯！不过，”谭震林将话锋一转，“我们也要提防他。你让部队驻在甘露镇附近，再带上七个精明强悍的警卫员，见机行事。”次日上午，谭震林带着夏光、温玉成以及凌伯泉等七八个警卫员直赴杨筱南的深宅大院。只见大院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哨兵荷枪实弹，刺刀闪着寒光。突然，从大厅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向谭震林迎来，满脸堆着笑，连声说：“今日我杨某有幸，诸位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请!谭司令，请入座。”“杨司令有请，盛情难却，我们不得不来。”谭震林风趣地说着，双目环顾四周。大厅正中，已摆好两张八仙桌，桌上大盘小碟，盛着鸡鸭鱼肉，还有芳香四溢的佳酿美酒。“有酒助兴，我们边吃边谈吧。今日英雄聚会，人生难得几回醉，来，谭司令，我们喝酒。”杨筱南高高举起酒杯，等待谭震林站起身来碰杯。“且慢，眼下国难当头，敌情迫在眉睫，我们应以抗日大事为重。酒嘛，谈好后再喝不迟。”谭震林沉稳应对。杨筱南放下酒杯“突然袭击”道：“贵军言而无信，我等难以心服。你们以合作抗日之名，行吞并收编之实。‘江抗’东进，把我杨某数百抗日武装席卷而去。谭司令，这事你一定早有所闻吧？”谭震林不慌不忙地绕了个弯子问道：“杨司令，你本是地方商贾，拉起武
装，又为哪般？”“打鬼子，保家乡。”杨筱南脱口而出。“‘江抗’早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开赴抗日前线，难道不是打鬼子吗？既然都是为了抗日，又何必分彼此？杨司令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事，突然反悔，耿耿于怀呢？”谭震林步步紧逼，“这不是被人挑唆吧？”谭震林一语击中杨筱南要害，“合作抗日嘛，应该一如既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我们‘江抗’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杨筱南一时语塞，满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这——这么说，你谭司令同叶司令一样，看中了我杨某这支武装，意在吞并!”说罢，他猛然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拍在八仙桌上，一只酒杯被震落在地，砸得粉碎。大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筱南的卫兵剑拔弩张，只等上司一声令下。谭震林毫不退让，“呼”地站起，温玉成、夏光和跟随的警卫员也一齐亮出武器。“谭司令，我直言相告，我杨某带出来的部队不是吃素的！‘江抗’欺人太甚，杨某决不手软！”杨筱南继续威胁道。“杨司令，请你听明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杨司令敢先发一枪，‘江抗’就有来有往，奉陪到底。赵北、丁松林部就是你杨某的归宿！”谭震林愤怒斥责。不过谭震林又缓和下来，继续说：“如果‘江抗’真的要欺侮你，我们还会来甘露拜访你这司令吗？我们从来是以诚相待的，难道我们能干出互不信任、自相残杀的蠢事吗？！”谭震林入情入理的一席话，使杨筱南陷入沉思。这时，一个哨兵慌慌张张地走进大厅在他耳边耳语：“甘露镇到处埋伏‘江抗’部队。”杨筱南听到这里，张大嘴巴，在心里“啊”了一声，顿时瘫软下来。“算啦！”杨筱南暗地思量，“事到如今，何必以卵击石；谭司令亲自登门，总算给我杨某留点面子。”在民族正义和武装压力面前，杨筱南只得同意和“江抗”互不侵犯，共同对敌。
1941年蒋介石卑鄙地发动了“皖南事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行动。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径，谭震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率部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其中黄金山三战三捷，就是在“皖南事变”以后的关键时刻进行的，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露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为坚持江南抗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敢揽批评
批评是多种多样的，有和风细雨式的，有疾风暴雨式的，也有不痛不痒的。当然还有那种是批评了你还叫你心里热乎乎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批评人们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的。一触即跳者有之，听了不改者有之，虚怀若谷者有之，文过饰非者有之，推诿责任者也有之。因此，有人说，面对批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
“谭老板”（当时人们对华野东线兵团政委谭震林的俗称）对批评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曾说：“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能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这是“谭老板”的经验之谈。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且看“谭老板”如何表现——昌维战役打响以后，为配合作战，政治机关起草了《昌维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和一个瓦解敌军的电报。起草和发出文件的用意自然是很好的，想尽快让昌维的敌人投降。可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份电报上。这份电报主要是讲对敌方人员的宽大政策，提出该地区的国民党党政军各类人员一律“既往不咎”，立功可以受奖等……电报发出时，兵团政治部还把这个内容印成了传单，在下边纵队开展了对敌广播。随着电波，这个消息被传了很远很远。消息传到中央大本营，第二天就有了反映。一份措词严厉的批评电报，传到了兵团机要室。
电报明确指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最终将是一种欺骗！兵团政治部接到电报之后，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这是中央明令批评——这种事情在华野东线兵团是很少见的。大家很快想到了要“追究”责任——战争年代是很讲责任的。一个命令，一个电报的差错，往往就会造成多少人的牺牲。因此权力和责任是紧密相联的。中央要“追究责任”的消息传出后，政治部门的一些同志心情十分沉重。他们私下议论着，认为这次处分轻不了，说不定要给有关同志党内严厉处罚。起草电报的同志们更是闷闷不乐，寝食不安。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同志深感责任重大，立即收回传单，停止对敌广播，以挽回影响，同时准备向中央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