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认为战后将掀起革命高潮，为争夺对革命的领导权，两方加紧斗争。苏联情报部门策划了暗杀行动，苏联内务部从1931年起就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小
组。在墨西哥，他先是住在墨西哥左翼画家迪亚哥·里维拉和弗里达·卡洛夫妇的家中。因与弗里达有染而搬出，另找了一个附近的房子居住，其间躲过多次暗杀。1940年，在家中被他当作朋友的苏联情报单位特务拉蒙·麦卡德尔（Ramón Mercader）用冰斧残忍地凿入托洛茨基的后脑将其杀害。随着档案的披露，证明斯大林对这次暗杀行动负责。麦卡德尔因为谋杀托洛茨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于1978年在古巴去世。
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评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成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年—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可以说，如果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了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19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没有病逝，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毛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尔后又被驱逐出境，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著作，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
高尔基在《列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
—高尔基《列宁》。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60页）
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
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月—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总书记。应当说，到这时候为止斯大林是得到列宁信任的。然而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列宁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某些持异议的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
由于实行了新经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察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①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②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列宁立即写信给斯大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③。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中央设法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④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利用列宁给予的托付去谋求自身的好处。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消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党的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这就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