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五年（1002年）四月初七，赵恒下诏陕西百姓运送北方边境粮草者，免税一半。十七日，命令三司每年考核户口。二十一日，免深州、霸州等九州百姓租税。二十八日，恢复雄州榷场。
景德元年（1004年）四月，因为溪蛮的战祸已经平息，很多百姓都已经恢复了农业生产，赵恒就免除澧州石门县二年租税。
赵恒在位时，定“州县三课”法，“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身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 宋初，内外官任满一年，为一考，三考为一任。特别对法司之官，既有明确的转官年限，也有严格的考课与回避制度。
宋朝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宋朝允许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提前转正或越级提拔，但曾犯贪污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又规定，只要是重要职务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允许曾犯贪污罪者担任。
宋朝官员通常定期升级，但曾犯贪污罪的官员升迁则举步维艰。一个官员若犯贪污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污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德行。这样、只有才德兼备者才能被选拔进入官员队伍，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许多。
宋朝吏部建立了官员档案，凡犯贪污罪者都记录在案。宋代还规定，这些犯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曾犯过贪污罪，并规定，此类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这样的规定，动员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监督力量，杜绝了贪污腐败者上升的空间，将他们置于严密的监管体系中，避免其再次腐败。
岁末年节时，皇帝赐臣僚宴饮，既是增进君臣关系的需要，又是播撒皇恩的大好时机。历朝皇帝都有此举措，赵恒也不例外。他即位不久，就“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另外，有资格参加节序赐宴官员的范围较前期大为扩大，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二月，“旧制，节序赐宴，惟皇族、近列、诸帅、内职。三月甲子，始诏自今上巳、重阳，三司副使、判官及馆职事官并别置会。其后，知杂御史、三院御史、法官、开封府判官亦预焉。”即从原来的内朝高官扩大到外朝一般官员。与此同时，节日时还馈送朝臣节物，并客省赍签赐羊、酒、米、面；立春赐春盘。寒食神（食炎）、饧粥。端午粽子，伏日蜜沙冰，重阳糕，并有酒。三伏日，又五日一赐冰。享受馈送节物的官职之广，几乎包括文武百官；节日之多，几乎全部囊括。
赵恒“诏自今伏日并休务”，增加了官员伏日的休务假，对官员节日之外的事假也较以前灵活，将祭奠亡亲的私忌假的范围扩大到所有官员，私忌日给假一天，并新创了饯行假。一些节假，不仅只施行于官员，那些为官府服役的工匠也可享受，比如给在福建险恶山路上运送官物的军士以旬假和节假。
从现有史料记载来看，赵恒在位时期官员约一万余人。此外，还有数十万在各级官署中服役的胥吏，以及各级武职人员及其家属。其中，文武官员每年可休传统节假，还有新设假日。
赵恒在位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统治日益稳定，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史称“咸平之治”，将北宋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它的缔造，得益于赵恒卓有成效的反腐倡廉的举措。
第一，宋真宗有一个传诸后世的良好的廉政理念。他颁布了告诫百官的《文武七条》：
这《文武七条》均是廉政之举，是统治者的苦心孤诣的安排，也是百姓们的热切期望。在赵恒看来，“清心”、“修德”就是廉政的源头，就能够实现“德治”。
第二，宋朝有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宋代严明赏罚，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保举，按规定，官员不得保举曾犯有贪污罪的官员转正。自然而然，官员的贪污行为也就相应减少了。
第三，建立了一整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宋朝对具有纪委职责的监察官员有着严格的规定，甚至监察官违反出巡制度都要遭受处罚。还特别规定了监察官失察，自身贪暴受惩处的制度。对于失察德监察官，赵恒实行严厉的处罚。
首先要“鲠亮感言”，廉洁无私，纠缠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
军事
赵恒对于边事十分谨慎，史称“凡边事，必手诏诘难至十数反。”
宋朝在赵恒在位前，与北方的辽朝之间已有多次较量，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不过，从总体看来，大宋有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的趋势。不同于历史上同样那些大一统的王朝，北宋的北边没有那道万里长城可以依赖，也没有产马地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而且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山西北部、河北北部一带）没能收复，战略要地尽失。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为了抵御辽朝骑兵，赵恒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咸平四年（1001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赵恒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置屯田，积粮备战，并启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他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赵恒在位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经济
赵恒在位时期，户口增加416万户，财政增加12861万，至1021年北宋户口达到867多万户，财政总额已达15085万。人均财富增加3倍多。他以拉动内需反腐倡廉促经济发展，使北宋的统治日益坚固，国家管理日益完善，社会经济繁荣。
赵恒在位时，铁制工具制作进步，土地耕作面积增至5.2亿亩（太宗至道二年，996年，耕地有3亿多亩），又引入暹罗良种水稻，景德年间，专门制作瓷器的地方（原名白崖场）的昌南镇遂改名为景德镇，贸易盛况空前。
咸平四年（1001年）9月，赵恒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赵恒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
赵恒以每年向辽纳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来收买与辽的和平，定澶渊之盟，这是宋朝向番方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不过为民族关系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开创了宋辽和平发展的局面。
文化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了泉州清净寺，占地25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伊斯兰教寺。
同年，河南虞城富人曹诚在商丘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博延众生，讲习甚盛”，赵恒赐名“应天府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同时，赵恒还追封孔子的弟子颜回等10人公爵、曾参等62人为侯爵，先儒左丘明等19人为伯爵。
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圣祖（赵玄朗）”降临以后，赵恒便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4565卷，抄录了7藏，赵恒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此书在道教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人物评价
总评
赵恒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政治清明，经济日趋繁荣，史称“咸平之治”。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思想，继续守成的局面是最好的选择。
澶渊之盟签订后，赵恒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