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汉诺夫对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上，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谴责日俄战争的宣言。在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热烈握手，引起了与会者的欢呼。普列汉诺夫认为，对这次罪恶的战争承担责任的不是俄国人民，而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
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俄国1905年革命消息时，感到欢欣鼓舞。他写了《分开走，一起打》一文，说明布尔什维克在新条件下的策略思想。他认为，首先必须使人民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其次是无产阶级必须得到“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要得到军官们的支持。因为军官”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其中心思想是要同资产阶级联盟，完全忽视了农民的作用。这是他转向孟什维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一。
为了制定1905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由布尔什维克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硬以“不合法”为借口拒绝参加，并以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不准其他代表出席，否则开除出党。但不久，他却参加了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的所谓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会上按照孟什维主义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大会后，把决议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了解了决议内容后，认为这些决议给了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构以致命的打击，他因此于1905年5月29日发表声明退出《火星报》和党总委员会。开始采取所谓站在“派别之外”的特殊立场。列宁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但后者对列宁的热情不予理睬。
1905年10月17日沙皇发表召开立法杜马宣言，普列汉诺夫急切地希望回国参加斗争。但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后，他不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责怪政治罢工“开始得不合时宜”，“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批判了他这种对待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至1912年），特别是1908年和1909两年，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实际工作而从事大量理论研究与写作。当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刚一露头时，普列汉诺夫就开始同取消派斗争，尤其是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新式的取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他领导的“护党派”主张保存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在1908年发表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就是直接针对取消派。
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是他政治经历中的光辉一页。普列汉诺夫的过去的策略上的错误“没有妨碍他在1908年代里歌颂地下工作并揭露其敌人和对手”。
但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反对开除取消派分子出党，却指责布尔什维克分裂统一的党，他说“问题不在于寻找谁有过错，而只在于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同分裂作斗争”。他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在一个党内使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重新“胶合”。社会党国际局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别的联合，于1914年7月16至18日召开了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普列汉诺夫仍站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立场上，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辩护，攻击列宁起草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准备进行谈判的条件是“新的刑法典的条款”。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思想“十分模糊”，“模糊之处就在于他想同谁统一……”。
民族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普列汉诺夫攻击这个口号是“梦话”。普列汉诺夫在洛桑的一次讲演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党团在国会投票赞成预算，“充当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的可耻行为；但在许多方面竟同意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沙文主义观点。列宁称赞普列汉诺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批评；谴责他为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沙文主义立场所作的辩护。列宁不止一次批评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立场是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是“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从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普列汉诺夫回到阔别37年的祖国。他在几次讲演中极力鼓吹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这就迎合了反革命势力的需要。为了战胜德国，他亲自出任临时政府的铁路职工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领导，并亲赴莫斯科参加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势力“将战争进行到底”和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而召开的国务会议。他在会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应当（根据自愿）寻求一条经济和政治妥协的道路”。8月，普列汉诺夫在临时政府召集的国事会议上作了一生最后一次政治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开号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否则两者都会灭亡，“整个国家都会灭亡”。他还提到一则爱尔兰神话，说有两只好斗的猫，彼此各不相让，结果两败俱伤，双方都只剩下一条尾巴。这是他对自己以前革命活动的彻底背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普列汉诺夫仍坚持他的立场，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他看不到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多数的时候才能夺取政权。但是，当有人动员普列汉诺夫参加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并请他担任新政府的首脑时，他坚决予以拒绝：“我把一生中的40年献给了无产阶级，我是不会向它射击的，即使它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
1918年5月30日，普列汉诺夫因肺病死于芬兰的皮特凯雅尔维疗养院。死后埋于彼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在别林斯基墓的旁边。在普列汉诺夫的墓碑上，雕有他正在阅读思索的半身像，墓碑的一侧刻有他病重时为安慰他的妻子而念诵的诗句：“他已和自然融为一体”，表明了他对待死亡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死后，曾号召年青党员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之死
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思想政治经历，颇为曲折，他在俄国第一次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后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成为1903年建立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始人。但是不久，普列汉诺夫加入了孟什维克的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一样，采取了护国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出现灾难。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明确表示反对。事实上，十月革命发生时，普列汉诺夫已经身患重病，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因为他的反革命态度，同他和他的支持者进行着坚决的思想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对他生活起居的关心，列宁在紧张领导革命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委托工作人员给普列汉诺夫送去食品和寒衣；1918年2月，普列汉诺夫因病情加重转到位于芬兰捷里奥克市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苏维埃政府还同德国公使谈判，争取芬兰当局同意俄国方面派员照看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30日逝世后，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市工会等机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是听取列宁代表政府作动员群众同饥荒进行斗争的报告，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托洛茨基代表俄共（布）中央宣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并要求与会者起立为亡者默哀。托洛茨基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纪念的普列汉诺夫，不是我们与之作斗争的那个普列汉诺夫，而是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初步常识的普列汉诺夫。他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无数锐利的箭，很多能制胜的武器。”1918年6月5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托洛茨基讲话的全文，同时以编辑部名义发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讣告。普列汉诺夫的葬礼是在6月9日举行的，由于葬礼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等反对十月革命的势力所操纵，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在普列汉诺夫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彼得格勒市另行组织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追悼会，会议由卢那察尔斯基主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梁赞诺夫等许多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