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实际距离也略有变化。
投壶时，先由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派人拿着壶，到来宾面前，请求以投壶娱乐嘉宾。宾主拜揖行礼，司射放好壶、中、算，宣布投壶之令（规则），主要有：必须将箭矢的端首掷入壶内才算投中；要依次投矢，抢先连投者投入亦不予计分；投中获胜者罚不胜者饮酒，等等。
投壶之礼春秋时多见。《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晋侯、齐侯投壶燕饮。晋侯先投，中行穆子致祝词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一投而中。轮到齐侯投时，他也举矢祝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也把矢投进了壶中。在投壶的娱乐中，也包寓着政治斗争的风云。
也许我们遗忘了这样的时代：当英勇的华夏武士们在黄沙千里的战场上浴血鏖战，以强弓劲弩捍卫着华夏民族的骄傲与尊严的时候，同样阳刚的儒子们在桃花夭夭的家园中揖让而升、挟弓并立，耳畔是《采蘩》匀和有力的鼓点，前方是30丈之外的箭侯，身边是一册昭示射义的《礼记》。儒子们舒展衣袖，引弓而发，长箭刺破历史，呼啸而来。
那是一个文人投笔即能从戎、儒生不是懦夫的雄健时代。刚毅、优雅、仁德、礼让，冷兵器时代的残酷战争工具，被我们的祖先射向了溃逃的敌人，也射向了华夏民族的内心。有道德的教化、有礼乐的熏陶、有体育的锤炼、有竞争的引导……华夏射礼，倾注了数千年华夏礼乐文明内涵的真正的“弓道”。
重要意义
射礼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形式，是我们民族气质、性格、思想的重要表达载体，是华夏独特的人文景观。尊重传统，捍卫文化的多样化存在，这些文明复兴的普适性要求同样适用于射礼。
射礼中有大量的华夏文明精华积淀，而其糟粕相对较少。
射礼倡导人格塑造和人的精神的文明：射礼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射礼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导引方式，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
射礼的诸多细节中，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而尤为可贵的是，与其它不少礼仪样式相比，射礼中的等级观念、专制色彩等劣质部分相对较少。比如，主持乡射礼的是宾，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宾是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但德行卓著，由宾来担任射礼的主角，显然是为了提倡尊贤的风气。人选一经确定，州长要亲自登门约请。行礼之日，州长要在序门之外迎宾。在射礼的三番射的环节，大夫身份虽然比较高，但射礼要求，他们也要与士一一配合为耦。这种不论等级身份、崇尚德行、讲究平等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射礼中蕴涵有华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
专门研究传统礼仪的著名学者彭林教授指出（本文多处引用彭林教授的有关著作论述，谨致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与中国乡射礼的普及，年代约略相当，但两者所体现的文化，却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人的精神与体魄是分离的，精神由诸神管理，人只负责自己的体魄。古希腊的体育精神，是强调力量、速度、高度、技巧的竞争，注重体魄强健和雄美。竞技的胜利者就是超群绝伦的英雄，要用饮酒的方式予以奖励。奥运会奖杯的形状，都是放大了的酒杯，正是源于此。中国自武王克商之后，开始脱离神话时代、转向人本主义时代。儒家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精神与体魄都是由人自己主宰的。人类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要有健全的精神。只有在健全的精神的前提下，体魄和技能才有价值。意味深长的是，在与古希腊同样是征战不息、崇尚武力的春秋时代，儒家铸剑为犁，在保留田猎之射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射义》），重塑了射击竞技运动的灵魂，将它改造成为富有哲理的“弓道”，成为引导民众全面发展、社会走向和平的教化之具，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儒家主张人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乡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不过饮的是罚酒，因为他们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显著的差别之一。
礼仪、文明、风俗、道德、人文、体育……华夏的射礼内涵非常丰富，这种独特的礼仪风俗与人文体育方式，这份珍贵的历史人文遗产，难道应该被轻易丢弃吗？
其四，射礼对国民观念和气质精神的塑造价值。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家要求儒生们必须学习的基本知识和技艺。“射”就是其中之一。古时的男孩子必须学习射箭，学习射礼，学习驾驭马车，因此那个时候，国民普遍拥有健康的勇武精神，而不是后世的一味的儒弱。学与不学这些东西，对国民气质性格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在冷兵器时代，学习射箭，直接有助于国民国防观念的塑造，有助于国民开放、勇敢、大气的气质与性格的形成。而到了今天，射箭等民族体育活动早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人，莫说是从事射箭比赛和运动了，甚至连真正的弓箭都没见过。现在的大中学生，普遍性格软弱、气质娇糜、粗俗无礼、疏于进取，国民缺乏健康的进取精神和勇武气质，不能不说与民族生活方式的长期劣质化演变有直接关系。复兴射礼等民族礼仪与人文体育活动，无疑有助于国民气质与性格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