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丁巳日，课业已经讲授完毕，荀顗、袁亮等人说：“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分裂国土来治国，到它们衰败的时候，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战国，弱肉强食，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凭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与智不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诗经》《书经》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确的。少康更优秀，应当像您旨意中的那样。”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
曹髦说：“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确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辉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只是夏代古书散佚，旧时的文字缺失，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不丧失旧物，效法祖先圣业，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难道还会有异议吗？”
说到这，大臣们都心服口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少康的事，离当代很久远了，相关古文无人了解，因此从古至今，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嘉言懿德隐没不见。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贯通古今，又说出美好的话，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使他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应该记录您的话成为文章，永远垂范后人。”曹髦说：“我学识不广博，听说的浅薄狭隘，害怕自己说的不对；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很多次中才难得有一次，还不值得重视。加以记载，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显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
太学探讨
公元256年（甘露元年）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问学者们：“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观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阴阳八卦；后来的圣贤进而发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数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间之大义，无所不备。但那部书的名称却前后不一，夏时称《连山》，殷代称《归藏》，周朝又称《周易》。《易经》这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之图而创八卦，神农氏又将其演进为六十四卦。此后的黄帝、尧帝、舜帝又各有变动，三代都依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称为《连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气，连接天地；把它称作《归藏》，意思是说天下万事莫不隐于其中。”
曹髦又问：“如果说是伏羲氏根据燧皇的图案而创立《易经》，那孔子为何不说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经》呢？”淳于俊答不出来了。 曹髦进而问：“孔子为《易经》作传（《彖传》、《象传》共十篇），郑玄为《易经》作经注，虽然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圣贤，但对《易经》经义的解释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传》、《象传》，不和《易经》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文连为一体，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说：“郑玄把孔子的传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学习《易经》者明白好懂。”
曹髦问：“说郑玄把传和注结合起来是为方便和理解《易经》，那在他之前的孔子为何不把他的传与文王所作的《易经》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担心把他的传和《易经》合在一起会引起混淆，所以没那样做。这说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谦虚。”
曹髦问：“如果说圣人以不合表谦虚，那郑玄为何独独不谦虚呢？”淳于俊说：“古代经典意义弘深，圣上您所问的又如此深奥玄远，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释清楚的。”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
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
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