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2011年春，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和北京鲁迅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研讨会在中国人大召开，著者专精深厚的诗学素养和严谨客观的考据工夫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称赞。
同时，陈忠远发现并纠正了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所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众多知识性错误，以及“四库全书”本中的《陈拾遗集》（即“诗祖”陈子昂的诗文集）中被一再讹传着的许多错讹等。
关于阿袁所出诸书，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温州日报、温州都市报和天下温州人等媒体均曾进行专题报道或整版解说；新浪、搜狐等主打网站亦曾飞书请求阿袁作者授权所出诸书以便网上连载。
研究方向
陈忠远（阿袁）目前所著这些书的内容主要涉及书画、唐诗、宋词、唐史、鲁迅学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报告文学等多个领域；阿袁既做研究，亦搞创作，其成果颇丰。在各个领域里，阿袁取得了以往学者所未能取得的成果。如在对唐诗宋词的研究，注重其可读性、趣味性、知识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在同类书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确实不同凡响。而今年春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行的《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研讨会，该书以其广博的知识容量和精准的学术断语赢得了与会的“鲁学”专家的赞扬。因为书中不但纠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鲁迅全集》注释中的大量错误，而且也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鲁迅自身的笔误但却从未得到有效纠正者。此外，阿袁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以上诸书，大多由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擅鲁迅学
由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鲁迅博物馆共同举办的《鲁迅诗编年笺证》首发式暨研讨会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有专家认为，《鲁迅诗编年笺证》在鲁迅诗歌的研究领域创辟出一个令人赞赏的境界，与会学者对于该书笺证者阿袁所下的工夫均表示赞许。
关于鲁迅诗歌，80余年来，国内外曾先后出版过为数不少的各种形式的注解或赏析著述，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少文字资料的错讹颟顸及对诗意理解的纷乱乖谬。据悉，《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是目前收诗最齐全，笺证最详确，同时也应是最为可靠的鲁迅诗歌读本。该书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中的“诗歌全编”为笺证底本，阿袁以其深厚的诗学功力，断定并删削了其中并非属于“诗”者，从相关书籍中增列诗歌予以说明并笺证之。他还纠正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鲁迅全集》中对鲁迅诗注释的错误，如事实认知之误，典故引用之误，作品系年之误，文本出处之误，书名引署之误。
经过严切研究，阿袁自是坚信，“只要真正明白鲁迅先生诗中语词的渊源所自，同时也了解了作者写诗时的心境、生活状况以及历史背景，就可以得出比较肯定的结论。”为《鲁迅诗编年笺证》作序的原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先生称，《笺证》确实是鲁迅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谓名实攸归。
经学成就
挖掘冯氏经解“四书”的选题
素有明代通俗文学第一人之称的冯梦龙先生，其平生所纂辑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亦即所谓“三言”），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喜闻乐读；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撰的经学著作，如《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衡库》《春秋定旨参新》《春秋别本大全》等，不惟普通读者难得一见，即使当今学界对之所知恐亦不多，这是令人颇可惋惜的。事实上，以上诸多经学方面的著述却是冯梦龙终生的着力处和得意者，且其书在晚明读书界尤其是科举生员中曾因风靡一时而成为“畅销书”；时至今日，冯氏这些经学方面的著作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恒久的阅读价值。冯梦龙虽然在经学方面的造诣颇深，其相关著述自然也颇为可观，堪称“指月”之人，但他自身却一生蹭蹬科场，屡试不售。而此外值得一说的，就是冯氏其人风骨凛然，爱国心诚，这跟他饱读经书、以文化节操为旨归的人生理念正乃息息相关。只是必须指出，冯氏著述近年来为众多出版单位所刊印的，大多为其所谓被轻松阅读着的“闲书”亦即世人所称的“三言”以及《智囊》《情史》《东周三国志》之类，抑或就是有关他的影印版“全集”罢了；至于偶有冯氏著述的点校本，却也居然错讹百出，不堪卒读，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冯梦龙特有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而这，自然也将未能真切而有效地反映冯氏真实而全面的文化价值所在。于是，阿袁便从《四书指月》中析出并编著了《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据悉，这是冯氏经学著作在我国出版界首次以单行本面世。
冯梦龙经解“四书”的特色与成就
由于《四书指月》其实只是冯氏对《论语》和《孟子》两书的解说，并没有对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学》的说解，一如朱熹《四书集注》那样名副其实地收罗“四书”。于是，我就把冯氏《四书指月》析为《论语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册，根据多版本《论语》《孟子》择善而从地添加其原文和删汰原书中的误植误判者，整理后独立出版。 两千年来，《论语》是被人们认为足以明事理，会读书，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领导的经典，所谓半部《论语》既可打天下亦可治天下所说就是这事儿。众所周知，《论语》语句固为经典，而冯氏说解对之亦颇多阐发。盖冯氏博通经史，在解读《论语》时委实颇多胜义，其中的现实警示意义不唯在当时有其特殊价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称得上是足以指导和纠正人们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确是千古哲言；对此，冯氏即进一步讲解道：“君子会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尽，故只求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没有，富贵在人掌握，声名在人齿颊，全向人讨生活。”这分明将《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励志处委实令人激赏。又如讲解所涉启发式教育和“举一反三”这一语典时，冯氏即进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说尽。依我作解，障彼悟门，此大病也。故不启发者，正以进之启发；‘不复’者，正以进之能‘反’。重学者身上理会。”（具见《述而篇·子曰不愤章》）《孟子指月》如此之类也所在多有。 冯氏说解对深入理解《论语》《孟子》原文大有帮助。如诸书对《阳货篇·阳货章》的断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见纷出而又莫衷一是；至于人们读后也确实觉得云山雾罩，不得要领。但冯氏说解中仅一句“记者于此方着个‘孔子曰’”云云，即可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正确的句读立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对《宪问篇·南宫适问章》关于南宫适问孔子语时的解说，亦即冯氏对通行本句读“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说时，以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词；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当属‘禹、稷’句，乃转下落重语”；我们知道，冯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论语·先进》，跟这里的用法确实有异，可见冯氏这别出心裁的说解因不袭旧说而别有新见，这就令人涵泳不尽了。而冯氏此等说法对理解《论语》《孟子》原文确有如汤沃雪之功，类似胜义在书中可谓俯拾即是。因为冯氏的国学素养极为深厚，这并不是当今某些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早已大为不同。 再就是冯氏说解所徵引前人与时人的说法颇多，只要是有助于理解《论语》原文的就收录，而并不以说话者的声望来取舍，所以书中除引录一些学术权威的说法外，还使得许多现在名不见经传者那颇具见地的解说得以保留；这种治学方法颇为可取。尤为可说者，冯氏对当时业已被尊为圣人的朱熹之说（盖指朱氏《四书集注》一书）亦敢多所訾议，但这是出于做学问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当甚乃错误的解说了。如讲解《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章》中为孔子所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时，便指出“雅与郑声，皆其声调，非指其词。朱子认作男女淫奔，而轻改《郑风》之序，冤哉！”颇具见地。又如对《季氏将伐章》讲解时，文末断定“朱子分作两节，便没分晓”，所说颇合事实而不唯名人之言为是。诚然，冯氏亦并不全跟朱子唱反调的，比如他讲《子贡问曰有一言章》时即称“朱注甚明”。对此，冯氏自述“亦非定与相左，只是虚心观理”（具见《子曰众恶章》解说语）。总之，冯氏讲述时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为我们最终确切理解《论语》《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这，无疑是令人叹赏不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