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山水序》——令众山皆响
义熙七年（411），宗炳36岁了。那时，刘毅兼任荆州剌史。 执掌朝权的太尉、中书监刘裕，采纳了部下的建议，召宗炳任荆州府的主薄，要他辅佐刘毅。刘裕深知刘毅心底对他是不服的，是有可能背叛他的，是他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大隐患。他召宗炳去任荆州主薄，是对宗炳的高度信任，是要派他“卧底”监视刘毅。然而，宗炳不就此职。刘裕问他什么理由。他说：“栖丘饮谷三十余年。”也就是说，他在大山里自由自在地活到了30多岁了，宁愿就这么从身体到精神皆与山峦融为一体地隐居下去，不愿再去当什么官儿了。刘裕倒觉得他的志向是对的，并不去勉强他，更不以为这使他的政治权威以及面子受到了嘲弄而怪罪他整他。刘裕爱才，仍派征西长史王敬弘关照他的生活。宗炳呢，有官府的接待与经济支撑，更可以放荡形骸于山水之中，“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王敬弘虽然是个级别也很可以摆脸的官，却对宗炳“每从之，未尝不弥日也。”王敬弘总是很随他的性情，由他怎么的，不曾哪一回不让他游个尽兴而半途终止他的旅游。
对于刘裕给予官位，宗炳很礼貌地拒绝了。他就是那么个山野文人的德性，很有自知之明，对政治对当官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政治优化大师，他的人生设计从来没有把自己列为儒家革命者。这在那个年月，除了宗教徒，很少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这倒成全了他，让他冥冥之中继续往文化大师的高位上奔。他后来又跑到庐山去了，隐居于东林寺。 次年，刘裕先发制人，亲自率兵铲除刘毅，迅速猛攻江陵。刘毅在逃亡中自缢。 假如宗炳接受了刘裕的任命，去荆州当了什么主薄。刘毅当然不是傻瓜，定然看出了他来的真正使命。那么，在刘裕发动进攻时，刘毅极可能先杀了宗炳。那样呀，在官多如牛毛的中国政坛，仅仅多了一个其光如萤火虫，瞬间即逝，绝对不能载入史册的“六品官”而已，却少了一位至少必须载入中国文化史，甚至必须载入世界美学史的大师。宗炳那篇《画山水序》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水画论。历史想到这里，必定哎呀呀大叫三声：好险啊！一个尊重自己的精神追求与个性的人，是笑在最后的。不适合做官，有着精神创造的志向与才华的人，就万不能听从官本位者们的大歌大颂，尤其是“龙恩浩荡”之时，头脑的清醒，意志的坚毅，放松的心态，就成了他的生命放出异彩的决定性的因素了。而人性的本能，社会对人性中的卑微、丑恶基因的煸情力量，又决定了自己是最没有解剖自己的勇气或者是最不了解自己的。自己是自己的哈哈镜，自己又是自己的敌人。如此决定生命意义的生死存亡的关口，真要有“阅尽人间春色，风景这边独好”的高屋建瓴的自审能力，又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死守精神家园的蛮劲狠心。 正是在这义熙八年（412）秋，太尉刘裕由荆州东征江州刺史刘毅经过庐山，又来找宗炳了，要宗炳出山做他的高参。 宗炳是出于对他有几度“知遇之恩”的刘裕的回报，还是为了保护东林寺的佛教事业的平安？还是因为85岁的法显西行求法15年，游历了30余国，终于越洋归国，激发了他对佛教事业更加强烈的挚爱？他献给刘裕一幅人物画，这画为“一笔画一百事”。 我想，可能是连笔画，涉及故事一百个吧。“一百事”乃泛指，言涉及历史故事何其多也。这画可要功夫，考他的想象力。 作为还礼，刘裕送给他“犀柄尘尾”（犀牛骨作长柄的宗教用具“拂尘”）。刘裕并没有勉强宗炳出山。这年，宗炳才37岁，又回到江陵故宅，好年华用在或耕作，或漫游，或作画，或操琴，或撰文的逍遥自在之中。 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把宗炳列入《隐逸传》之中。《南史》的《宗炳传》说：“少文妙善琴书图画，精于言理。”他构建的精神家园是丰富多彩的。他画了不少山水画、人物画、动物画，可惜，历史把他定位于中国第一位山水美学家，却恰恰连一幅山水画都没有留传下来。是不是那时代，从政坛到文坛，大抵没有朝更宽容的审美意识中觉悟过来，看轻了山水画呢，仍然以为只有以人物为主体的画儿才伟大呢？那时，前有顾恺之开辟了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特的画种的道路，然而，山水画也没有留传下来。宗炳的人物画题材广泛，留传下来的有：《嵇中散白画》、《孔子弟子像》、《永嘉邑屋图》、《周礼图》、《惠特师像》等。他的动物画有《狮子击象图》。他晚年著有佛学论文《明佛论》、《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他还写了具有中国第一篇山水美学理论性质的《画山水序》与绘画技法探讨的《狮子击象图序》。
据《隋书·经籍志》，他有著作16卷。然而，却只有7篇作品流传至今。 义熙十一年（415）春，太尉刘裕率东征军，讨伐刘毅的余部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兼江州刺史鲁宗之。三月，刘裕军至江陵，杀败了司马休之。硝烟初散，刘裕记起在此地山野隐居、才华出众的宗炳，征召他以及在庐山隐居的周续之，均任命为“太尉掾”，即太尉刘裕身边的佐官。这确实是刘裕很器重他俩，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接受此任。宗炳还是隐居在江陵，画他的画儿，写他的书。 次年，宗炳得知慧远大师圆寂了，急忙从江陵赶到了庐山东林寺，悼念恩师。浔阳太守造墓，谢灵运撰写了碑文。宗炳便为慧远大师立碑，竖在东林寺大门口。这是宗炳第三次来到庐山。由于陶渊明对于慧远的成见，住在东林寺附近的湖畔山村里也没有来参加慧远的治丧活动，他和宗炳这么两个气节相近、在思想文化史上各有杰出建树者，失之交臂成了永远。
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建国号“宋”。这年宗炳45岁了。宋武帝刘裕确实老是记得他，多次召征，给他的官职为“太尉”（这是刘裕当皇帝前的职务，国家最高武官，正一品，朝廷最显赫的宰相大臣“八公”之首）并兼“行参军”、“骠骑将军”。刘裕给予一个从未做过官的文人这么高的职务，这是头一回。这年，他大概是为了显示礼贤下士，广纳贤才，也征召了16年前他任镇军将军时任他的参军的陶渊明，却仅仅是给了个掌管国史的“著作郎”（六品）的闲职。
陶渊明是有过几次大起大伏的仕途生涯，才认识清楚了他没有政治才能，没有军事才能，他无法实现儒家的“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无法解决社会问题，才永远退隐归田的。 宗炳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或是冷眼旁观而看清了，一旦卷入了政治斗争，就会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毁灭于政治斗争之中；或是像王羲之那样认为自己“非庙廊器”，不是做官的料？……他谢绝了刘裕的器重。然而，做官毕竟是古代获取优越的生存的捷径。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面前，他又不得不考虑物质的获取。于是，仍然是隐士的宗炳，乐于接受民间的捐赠，。 后来，地方公府考虑到他渐老多病，耕作不易，十分贫困，又请他出任“记室参军”，可他还是不去。宋武帝命令南郡的长官多次将粮食钱财赠送到了他的家门口，他还是不接受。他像陶渊明。宋武帝还记得宗炳颇有音乐才华。荆楚自古就流传着名曲《金石弄》。此曲也为桓氏世族所器重喜爱。桓玄篡位后被杀了，这首名曲几乎消亡了。但是，宋武帝刘裕听说《金石弄》仅仅是宗炳一人得传，惟有他能弹奏。于是，宋武帝便派乐师杨观来拜宗炳为师，学习此曲。宋武帝此举，表示他仍然敞开着大门，欢迎宗炳任何时候来朝廷做官。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宗炳52岁了，朝廷还频频召征他。他仍然不去。他做官的机会太多了，然而，他就是不肯进入权力圈。他甚至像逃难那样，“好山水爱远游”。这就是他顽固的本性。 京都及各地也常有官员、学者主动与他频频交流学术思想。元嘉十二年（435）建康彭城寺僧人慧琳写了《白黑论》，认为儒学、道教、佛教各有其长，应该并行，而不必彼此对立，还就佛教若干理论提出异义，被佛教界视为异端。但是，此著得到了宋文帝刘义隆的赏识，并请他入宫讨论国家大事，。慧琳被称为“黑衣宰相”。天文学家、衡阳太守何承天将慧琳的《白黑论》寄给了宗炳。此时，宗炳著的长篇佛学论文《明佛论》（又称《神不灭论》）完成，正交人抄缮书写，能腾出精力思考回复，他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 令人深思的是，宗炳对于山水美学有着全新的俯瞰目光，却对于成佛的虚构有着特别的痴迷。这既是他接受外来文化，建立了多元的思维方式，跨越了儒学就是终极真理与绝对真理的传统误区，又是他以佛教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生命哲学的体现。 他的“神不灭论”与山水美学这两者固然是不同范畴的哲学理念，但是这两者在思想空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或者某种联系？我想，或许是佛教的理论帮助了他构建另外一个形而上的思维空间，摆脱了单一的以儒学理论为导向的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提升了他的美学理论。 而那时，何承天给宗炳写了一封信，直接驳斥宗炳的“神不灭论”中的种种观点。何承天说：“形神相资，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妙，岂能独传。”他还著有《性达论》，驳斥佛教的轮回之说。 宗炳并不因为何承天的背后有个慧琳，而慧琳又是皇帝身边的“黑衣宰相”，就有什么心理障碍，就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写了《答何衡阳书》、《又答何衡阳书》两篇佛学文章，与慧琳、何承天开展辩论。他笃信佛教的基本理论，矢志不改。 此后，他的《明佛论》及他对慧琳的论争文章，都得到宋文帝的称赞。 宋文帝说：“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尢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