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有市，显而易见是为了适应江上往来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经不受到固定地点交易的限制。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卷279，《后唐纪八》) 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温的批评。这同时说明，由于利润丰厚，象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象徐家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应是大势所趋。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卷111，《地理表》) 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郑学檬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五代十国商品经济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场”的概念，指出，这是形成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基础。除了空间的扩大，交易时间的变化也值得注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现，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润州的江市诗就是夜宿金山时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 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商旅的计谋。(卷上) 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宋灭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阁避难的尽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败而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虽记载无多，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这一讯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说，“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卷30，《柳府君墓碣铭》) 南唐正是这样，象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人等动辄以百计。吴越兵临润州城下时，守将刘澄与驰援的卢绛有隙，卢绛对一裨将杀之未决，刘澄意在投降，乘机要裨将先出，裨将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刘澄曰：“事急，当为身谋，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卷27，《叛臣传第二十四》) 主帅与裨将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数众多，推而论之，整个金陵应在一个不小的数字。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是岁同试数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得到韩熙载的赏识；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贲“五举犹为白丁”；而邱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与官僚，贵族，富商聚居一处，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一部分需要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则使唐代就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 ，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就是当时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卷下) 过去我们常常孤立地看待这些对象，将上述人等的风流倜傥视作另类，其实，他们的生活状态正是那个时代商品化的客观反映，是那个时代造就了他们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唐宋之交社会转型的实质，政治上是民主意识的萌芽，经济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后，要住房，建筑木工就出现在坊中；道路要清扫，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与河道的保养人员；城市范围大了，路途遥远需要车船，就有了脚夫和船家；有人求佛问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祸福，所言辄验，倾都瞻礼，阗塞街巷，金帛之遗，日积万数”。(卷24，《方术传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楼众多闻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饮食业的盛况。南唐讲究美食，仅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餤，云雾饼”等。由于士大夫蜂拥南下，面点食品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混沌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有叫周则的，年轻时以制伞为生，李煜尝问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淫雨连月则道大亨”。
我们还可以从货币的演化等方面进一步探讨南唐商业的发展问题。如史家多对南唐铸造铁钱持批评态度，以为穷途潦倒的体现，其实，为了适应交换需要，南唐在货币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创新意识，如“对钱”，就是货币文化宝库里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极一时。当然，南唐处于唐宋之交的过渡带上，在许多方面仍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它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新鲜的，它在众多方面的建树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并用一颗平常的心态去研究，评论它，特别是它在江苏区域经济乃至我国经济与文化南移的过程中，对于江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有一个全新的定论。
货币
李昪称帝，国号为大齐时，曾铸造过“大齐通宝”，钱币界一度认为是唐末黄巢起义时铸造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李昪铸造更准确。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宝”钱，中兴二年铸“永通泉货”当十钱，此外还铸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人口
南唐作为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一般认为南唐人口大约有五百万，如果按照南唐末记载和统计计算，后主李煜时期全国19州3军108县为655065户，人口大概为三四百万，如果把划出的江北十四州也计算在内，那么南唐人口最盛时为五百万左右。
文化
南唐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财富，这和统治者有效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在五代乱世中,“以文治世”成为当时社会的思想趋向。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还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点。南唐文化政策有利于安定南唐的社会秩序,极大的推动了南唐文化的繁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