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之行
吴作人的艺术成功，因素很多，但师造化得法，深得生活的恩赐，的的确确是重要的原因。
吴作人的人生阅历、战争年代的磨难、个人生活的不幸与坎坷，都无形中为他艺术素质的深沉内涵准备了感情基础，而四十年代深入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的生活体验，成为其艺术生活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
吴先生西涉大漠，在敦煌、炳灵寺、麦积山等地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意识；漫游青藏高原，在牧区直接领略大西北淳朴人民的民族精神，长达两年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使他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受到民族精神与审美意识的洗礼。古代中国艺术，特别北朝艺术犷放腾动、刚健宏大的气魄；现实生活，特别是牧民生活猛勇、雄健、淳朴的素质，给他的艺术以旺盛的生命力，使他的艺术既接通了传统的源流，又找到了直接的生活源泉，得到了无比丰富的营养源。从而使吴先生的艺术体现了生活修养、精神境界、笔墨情趣的和谐统一。自然比单纯在松竹梅的传统笔墨程式中寻感要高出一筹。吴先生以造化为师深入生活，绝不只是浅层次的理解，他是在“挖深井”，从生活中提取最本质的东西，从物质的现象提取精神层次的东西。深入生活，绝不如同逛市场，满足于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新鲜玩意，满足于撇取一点表面的油水装点自己的画面。如同进食，他不但透过华丽的包装、漂亮的牌子选择酸甜苦辣的特色口味，而且更能直接摄取那些最富有热能与维生素的生命能量。牧区生活，他不是只猎取那些耀眼的服饰与色彩，而是取其雄浑、质朴的素质与苍莽高原的气魄。他不是只从生物学、解剖学的角度研究骆驼、牦牛在雪线地域高寒缺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那种拼搏、刚劲、倔强的勇与力；骆驼在荒漠缺水的环境中形成的坚韧刚毅耐劳的素质。
艺术阅历
这样吴作人直取生活宝藏中的精粹，得到了最强烈、最本质的生活感受，也就是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最基本原动力--艺术真情。
同时，吴作人对生活的认识，又不是狭义的，他深知除了直接生活之外，各种间接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人的艺术创作中间接认识和领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十分重要的。
四十年代的西北之行，间接的生活借鉴，给吴作人以极大的教益，敦煌艺术的研究、临摹、欣赏，不但大大的开阔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眼界，丰富了他对祖国艺术的审美情趣、造型、色彩语言的认识，启发了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而且通过敦煌早期洞窟壁画犷放、刚烈、挟雷霆御风云的气势与力度，吴作人体会到一种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四种品格也构成了他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理想。
吴先生后来创作的黑天鹅、牦牛、苍鹰、骆驼不正是这四种审美理想的化身吗？
西北之行思想上艺术的收获，给吴作人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使他获得了新颖题材，使他的油画艺术面貌产生了一次飞跃，使他开始尝试以中国水墨画方式抒情达意，使他的艺术创作观念更向中国审美体系回归，更加注意艺术的表现而加强写意性。总之，是生活--大自然母亲的恩赐，蕴育了吴作人艺术的成功！
造化天工
艺术观念
吴作人先生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金奖桂冠荣誉，他的油画达到了当时油画故乡青年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三十年代，他的油画造型精到，色彩浓烈饱满，深得佛拉芒派之精粹。但是，到了四十年代，激荡人心的西北之行后，当他站在西方油画技法的高峰上回顾东方时，发现高度写实油画本身的性能不能满足他的艺术创作理想。
“中国画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写实的油画难于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它很客观地把画家本身的情全盘寄于所要表现的外观。”
吴作人四十年代这种对单纯写实倾向不满足，这种向东方艺术情趣回归的倾向，这种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加强主观感情表现的写意要求，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普遍趋势。西方艺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大河改道的趋势，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艺术家画风的巨变；中国一批画家也掀起现代艺术的思潮，陈师曾对文人画的重新评价、齐白石等功力深厚的画家也要衰年变法；其艺术求变的出发点本质上都是一致的。虽然由于各国各人的状况不同，走出了不同的道路，其反对旧艺术模式的拘束之初衷都是相同的。
艺术的创造是最本质的。吴先生很喜欢“师造化，夺天工”这两句话。把它刻成引首章，常用在自己的画面上。这就是说，吴作人不但承认“外师造化”，不但承认“中得心源”，而且更进一步要求“巧夺天工”，要进行人工的创造。师造化是为了夺天工，“师造化”是夺天工的动力。
正是这种强化艺术创造的观念、强化主体意识的观念、突出艺术表现的观念，使吴作人的艺术无论从题材、内容、艺术语言风格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面貌。像三四十年代吴先生的油画给中国美术创作带来“新鲜味”一样，他的水墨画给中国美术带来了新鲜的血液。
首先，正当一些画家在古老的题材上炒冷饭的时候，吴作人笔下出现了骆驼等古人很少入画，牦牛、熊猫、黑天鹅等前人没有接触的题材，给画坛带来了一股刚劲质朴的新鲜空气。
开拓题材
在开拓新的艺术题材的同时，吴作人的艺术还拓展了艺术审美的领域，更给沉闷的艺术界带来了勃勃生机。牦牛、骆驼是吴先生中国画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他激动地回忆：“那雪原上成群的奔牦，把寂静的原野，翻腾得去雾迷蒙，使人看了心潮澎湃。奔牦表现出一种牦表现出一种强劲的运动，在它的身上体现着奋勇的豪情。”“高原上的牦牛给我的感受是力的表现。所以我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而主要在于表现它的性格、它的强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不必去仔细描摹它的眼睛、犄角怎么长……为的是体现出一种雄强有力的运动，也是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想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推动的力量，从而发生共鸣。”
通过这段自述，我们可以看到，吴作人先生之表现牦牛骆驼等大西北高原的动物，不只是表现美，更不是如一般把美理解为“漂亮”的那种美，而是表现“力”，“表现一种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这种在认识上和艺术实践上对于力度的表现与追求，是对审美领域的拓展，对画坛矫饰面貌的一种校正。吴作人把师造化与夺天工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夺天工的目的和创造意义，对五六十年代处于困境的中国画坛也是起了矫正与推动作用。
他反复强调，“诚恳地对待事物，并不是要作对象的奴隶，通词达理，阐文述意，而不是逐字对译，依样葫芦”。（《谈风景画》P.149）“艺术源于生活，但又不是被动地照抄生活。它是经过了画家加工、提炼了的生活。它经过了画家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再创造，而有‘夺天工’之誉。”（《愿乞画家新意匠》）
自然为师
吴作人诚恳地以自然为师，又坚决反对作自然的奴隶，总是充满活力地进行艺术创造，有所取舍、夸张、变形、变调、加工、提练。熊猫形象的创造，就是吴作人师造化夺天工艺术观念的具体体现。
为了表现一种稚拙的情趣，吴先生大胆舍去那带着血比的小红眼睛的真实刻划，把熊猫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充分体现着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体现着书法艺术的情趣。这样，从生活到艺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吴先生笔下的熊猫形象，是其创造的一种表现憨厚可爱、稚拙纯朴之美的典型。
为了再创造，为了夺天工，吴先生把中国画关于立意和意境的观念，融入自己艺术创造体系。他说：“中国画主立意，‘贵乎思’，重‘气韵’，讲究‘意在笔先’，说明画家之‘心’，之‘意’、之‘思’、之‘气’，常常成为是否能‘夺天工’的关键因素。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谓‘意授于思，言授于意’，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满于海，都说明立意、情思在艺术加工过程中的作用，都说明艺术劳动是一种充满着感情的创造性劳动。”“通过这些画，你可以听到隐于画后的画家的心曲，感到溢于画外画家的激情，也可以体会到画家们在艺术劳动中的甘苦。”（《愿乞画家新意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