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5年威灵顿转向爱尔兰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左右为难但必须着手解决的基本矛盾︰只有允许天主教徒参加国会的要求(即所谓的天主教解放)才能结束政治性的暴力行动，但必须保持新教作为国教的优越地位。他私下研究一种解决方案，认为罗马教皇必须与英国君主订立协约，最低限度要保证不准天主教神职人员滋事，以此作为他们“解放”的先决条件。但是，当坎宁这位不合格的解放者于1827年4月出任首相的时候，威灵顿感觉到新教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他和皮尔带领一大批人退出政府。他还辞去统率军队的职务。这被认为是对国王本人的冒犯，乔治四世国王对着他的背影气的大叫：“威灵顿，你竟敢这样对朕，宫廷侍卫劝说国王，还是算了吧，他既然不怕拿破仑，您就不要指望他会怕你。”这一行动被解释为对国王选择他的对手当首相的不满。在否定这种议论的时候，威灵顿冲口说出︰他是一个军人，如果认为自己适合当首相，那简直“比发疯还糟”。同年8月坎宁去世后，他应国王的要求重掌军务。不到5个月，坎宁的继任者戈德里奇子爵即挂冠而去，国王挑选他是因为他异常软弱，国王想自己控制国家，但地中海爆发了海战，俄国和英国联合起来替希腊起义者同土耳其作战，英国内阁一片混乱。没人能控制局势。1828年1月9日英王在温莎召见威灵顿公爵。国王穿着邋遢的上衣，坚持威灵顿应该出任首相。公爵认识道：“他将担任一项他既没有受过训练，又不喜欢的工作。”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没有在公共场合演讲的天才。他的政见属于一位爱尔兰新教贵族的政见，也属于这样一位军官的政见：他认为命令必须服从，违反命令的人必须严惩。而这些品格和官场格格不入。
首相时期
这位公爵的目标是经由重新统一托利党以缔造一个强大而力量均衡的政府。他不情愿地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
邀请以赫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出仕，而抛开托利党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与自己的温和政策不兼容。对于右翼如此敬而远之，左翼又开始发生矛盾。反对派要求大规模改革，而赫斯基森集团表示同感。公爵明智地作出让步，首先是教会问题，他自动改革宣告非国教徒有罪的《宣誓条例》和《社团条例》；其次是《谷物法》(禁止输入外国贱价粮食)问题，他实行了比他本人和农业利益期望中更开明的改革。但不久以后他在国会改革问题上与赫斯基森派发生正面冲突，5月该派总辞。紧接着出现了另一场危机︰在爱尔兰克莱尔的补缺选举期间，继赫斯基森的大臣职的维齐-费兹杰罗极力保持他在国会中的席位，却被爱尔兰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击败。维齐-费兹杰罗本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亲天主教人士，他的落选给公爵敲下警钟︰只要不给予“解放”，任何托利党人也休想在南爱尔兰获胜。大有发生内战的可能性。1828年8月威灵顿遂承担起其戎马一生最费力的政治职责，劝说乔治四世、当时下院领袖罗伯特·皮尔以及大多托利党人同意天主教解放，这些人过去一直认为此项改革无异于革出教门。由于威灵顿独一无二的威望，国王完全被他吓住了，即使以前那些伟大的首相也不得不向国王、贵族和下院屈服，而他却用任何一位首相都不会采用的方式向国王说话，使他们听从他的摆布。皮尔的立场也同样令人棘手。他是个公开声明的新教徒，因而坚持只有让他当后座议员才能支持“解放”。但是，威灵顿的耐性和皮尔的义气终于占上风，皮尔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托利党的一些极端分子竟“向后转”，公然违抗威灵顿的最后命令，但是该党大多数人则表示服从。因此，1829年4月尽管托利党已经分裂，天主教解放变成了法律，这是公爵在政治上最大的胜利，附带一出闹剧︰他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进行决斗。结果谁都没有受伤，温切尔西为他的话表示了歉意，公爵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说了声早安，就催马回了伦敦。
有时，人们批评威灵顿没有定见。现在看起来，他只是秘而不宣，不愿意过早地公开他的想法。他要进行某种形式的“解放”的愿望可能在1825年左右已明白透露。
人们对于进一步实行改革的要求已经受到威灵顿本人成就的鼓舞，由于1829～1830年度的农村饥馑而如火如荼；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第二则趁机掀起国会改革的新浪潮，其方案是允许伯明翰一类工业城市在国会中有代表，以取代贵族和士绅私人操纵的选区。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而由威廉四世继位后举行大选时，就有了对威灵顿在贫困和失业问题上的听天由命态度表示不满的机会。同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七月革命)大大鼓舞了英国的改革派。虽然威灵顿的内阁继续存在，却已经软弱无力，而赫斯基森的突然死亡又破坏了暂时性的和解计划。威灵顿认为国会改革不是一种灵丹妙药，而是立宪制度的自戕。他在国会召开前两星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斥责改革是破坏性的，并表示他反对改革的决心不变。11月2日他发表一篇坚决反对任何改革的宣言，使得国会大吃一惊。改革派与报仇心切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纠合一起，15日将他击败。次日皮尔迫他辞职，由格雷继任。
作为一名忠于国家的军人的威灵顿，曾经表现出神奇的才能，能猜出“山的另一边”存在什么东西。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想象力，他认为改革的另一边是革命——“采取正当法律程续的革命”。由于这种错误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反动派。
晚年岁月
这位公爵虽然在野，继续反对格雷要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的企图。威灵顿的窗户两次被激进的暴
徒捣毁，他的铁制百叶窗有助于塑造一位“铁公爵”的形象。巨大的斗争在1832年5月的危机时达到最高潮，眼看要产生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结局。国王拒绝册封足够的新贵族以战胜敌对的上议院议员，格雷辞职了，威灵顿拼凑一个轮替的政府班子没有成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威灵顿依然反对改革，然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撤退，劝说他的追随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与他一同不出席国会。然而，在“滑铁卢日”他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选择这个奇特的日子”他只讲这么一句话。
威灵顿弃权拯救了上议院，在领导上议院托利党期间他继续控制他们不与下议院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国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变方式解散了梅尔本子爵的辉格党政府，召请威灵顿组阁；但是，65岁的公爵回答应任罗伯特·皮尔为首相。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此种让贤的举动最罕见，因而受到一些称赞。但皮尔当时在意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个星期威灵顿作为临时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临时部长。他实际上集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各大臣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者。他的简洁明快的说话方式成了英国军人对谈话艺术的贡献。当皮尔12月9日抵达英国，他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职务。在皮尔下台，梅尔本上台之后，他就不再内阁中任职了。他还担任了许多其他职务，他还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校长、伦敦塔总管、汉普夏治安长官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之一(后为会长)。另外，维多利亚女王尊之若父。他犯下的错误是在余生10年中一直担任军队总司令，因为他已不再实施后来迫切需要的各项改革。 但是，当宪章派即将起事的时候，由于他的冷静处理，防止了任何骚乱行动。
随着岁月的流逝，公爵在议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依然如故。71岁时，普鲁士国王要求他统帅日耳曼联邦军队。当时欧洲还没有产生一位能与他声誉相媲美的军人，接着，威廉四世1837年去世，一位叫
维多利亚的意志坚强的少女登上了王位。在皮尔和托利党于1841年重新执政时，威灵顿在内阁中成为不管部大臣，虽然不管具体事务，但是在危机时刻，他坚定的声音易于对各种激进的意见起节制作用。他在1848年显示的旧本领又重演了一番。当时为否废除谷物法上发生了分歧，保守党分为了两个派别，许多老内阁成员们仍然支持罗伯特·皮尔，但大多数的下院议员支持新的领袖德比伯爵。由于他再一次命令上议院议员向后转(这回是就《谷物法》问题)，他得以使皮尔将此法废除。海德公园街角的阿普斯莱府是他的城内公馆，人称“伦敦门牌1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