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台湾同胞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编译馆除了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以外，另行编选些社会读物来满足一般民众的知识需求，选材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文字力求浅显，字数不求繁多，定价务必低廉，定名为《光复文库》。第一期书目中有《中国通史论》、《中国发明史略》、《鲁迅及其〈阿Q正传〉》、《刘铭传与台湾》、《龙门童话集》等。为了充实这套文库，许寿裳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力图改变台胞不会说国语、不会写国文、看不懂中文书的状况。该书兼顾了国语和国文两个方面，以中文和日文例句加以比较对照，以了解中文跟日文的差别。该书文字浅近易解，说明剀切详明，极具特色。
许寿裳主持编译馆工作之初，一无馆址，二无宿舍，三无家具，四无交通车辆。更严重的是人才匮乏。为了全面开展工作，他逐一克服了上述物质条件的困难；又通过吸收台湾教育处前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及编审室两机构的人员，以及从大陆各地聘请三十余位编纂编审，解决了人才资源的困难。然而，正当编译馆的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各项业务可以共谋进行的时候，震动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同年4月20日，原由陈仪主持的台湾长官公署被撤消，改组为台湾省政府，魏道明出任省主席。就在省政府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由魏道明提议，突然作出了撤消编译馆的决定，致使许寿裳的心血付诸东流;除出版了收入“光复文库”的十余种读物之外，大部分教材成为了一堆废纸。许寿裳在答谢同人章锐初等的“七绝”中悲愤地写道：“外露为山才一篑，内潜掘井已多寻。岂知江海横流日，坐看前功付陆沉。”
民主科学
台湾编译馆被撤消后，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在台大执教期间，他除每周讲授一节《文字学》外，还擘画系务，筹设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文字学、语言学、中国学五个研究室。他热情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成果。这年5月1日，许寿裳撰写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余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然它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它的价值异常重大。”(1947年5月4日台湾《新生报》)鉴于台胞在日据时代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根本没有独立自主之权;日本的科学技术又是模仿多，创造少，许寿裳认为在台湾更应该培养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科学上的独创精神。除此之外，还应该在台湾提倡利他的、兼爱的道德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他希望志同道合的人们都朝此目标迈进，台湾青年尤应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课余时间，许寿裳组织进步教师举办“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李何林(竹年)讲《中国新文化发展概略》，台静农讲《新旧文学之演变》，李霁野讲《西洋文学的介绍》，钱歌川讲《现代散文》，雷石榆讲《现代诗歌》，黄得时讲《现代小说》，洗群(观众演出公司理事)讲《现代戏剧》。讲演地点设在福星国民学校，每次两小时，听众十分踊跃。
相知佳话
许寿裳在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中，不惜得罪多年老友，不惜危及饭碗，也说出真相。
熟悉鲁迅和研究鲁迅的人都知道，鲁迅与许寿裳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相识期间的始终，甚至远远超出了他们生命持续的期间。在鲁迅生前，他们同进退，共患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鲁迅死后，许寿裳大力促成《鲁迅全集》的出版，并致力于撰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和研究专著，成为鲁迅研究最权威的“通人”。
从互相认识开始，先是许寿裳影响了鲁迅，使鲁迅在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民族压迫的辫子，然后是许寿裳主编《浙江潮》，即邀请鲁迅为之写文章，鲁迅发表了《斯巴达之魂》、《哀尘》、《说鈤》、《中国地址略论》等作品，再后就是鲁迅应许寿裳之约写作了多篇哲学论文，这无形中成就了鲁迅作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界亮相的契机。
接着，许寿裳想去德国留学，鲁迅也想去德国；许寿裳回国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任教，紧接着就介绍鲁迅也回国到该校任教；民国政府成立后，许寿裳刚一进入教育部，就介绍鲁迅进入教育部。这可说是雪中送炭，当时鲁迅已经在绍兴的污浊空气中忍无可忍了。他们昼则同桌办公，夜则联床共话，并时相偕访图书馆。
在北京教育部，他们关系更加密切，鲁迅读佛经，许寿裳也读佛经；许寿裳的儿子请鲁迅开蒙；许寿裳担任北京女高师校长，即聘鲁迅为教授；许寿裳被排挤出女师大，鲁迅积极支持学生风潮；鲁迅被章士钊免职，许寿裳公开发表指斥章士钊的宣言，也跟着被免职。鲁迅到了广东任教，马上设法请中山大学聘许寿裳为教授。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许寿裳也立即辞职。接着蔡元培组建大学院，许寿裳被聘为秘书、秘书长，立即推荐鲁迅作为特约撰述员，每月支薪三百元，使鲁迅能在上海安心写作。
鲁迅在上海，许寿裳的女儿世瑒患病到上海求医，鲁迅为之奔走医院，亲自当翻译，至于互赠孩子玩具之类更是常事。许寿裳在北京，鲁迅的老母也在北京，许寿裳常去嘘寒问暖。
鲁迅逝世第三天，许寿裳就写信给蔡元培，请他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出版《鲁迅全集》，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相关文献。之后多次为之奔走，全力参加《鲁迅全集》编辑，亲自编写《鲁迅年谱》，对于《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功莫大焉。
40年代，到了台湾，甚至开始作为研究者，撰写了《亡友鲁迅印象记》等多部对于记载鲁迅事迹，弘扬鲁迅精神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史实丰赡，见地深湛，是公认的鲁迅研究必读书。
鲁迅称许寿裳为三十五年的挚友，许寿裳称鲁迅为平生的诤友。他们的友谊，历经艰苦卓绝的社会波涛冲击而更加牢不可破。鲁迅许寿裳的生死友谊，是现代知识分子友谊的典范。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三个基点上的：爱心——爱国爱民的真爱主义，这种真爱主义，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这使他们在大是大非中坚守信念，在一举一动中树起了爱的丰碑和憎的大纛。真心——矢志寻求真理正义。对于大是大非，他们从来不含糊。许寿裳在鲁迅逝世后写的一些回忆文章中，不惜得罪一些多年老友，甚至不惜危及饭碗，也毫不含糊地说出真相。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在文字上变成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良心——恪守新旧道德。他们对于社会、人生，都采取了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旧道德中也有积极的内涵，新道德也要作分析，他们选取其中积极的成分，这使他们又在种种问题上总是会站到同一立足点上，从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他们的相知相得，相契相合，相依相助，相互辉映，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美谈。他们对于对方的人生历程都起过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说是互为表里的。鲁迅对于许寿裳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寿裳对于鲁迅精神的传扬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对方人格和历史地位的最终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挚友鲁迅
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以许寿裳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比鲁迅小两岁的许寿裳与55岁的鲁迅相识相交长达35年。是许寿裳介绍鲁迅先后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鲁迅去世后，许寿裳承担起了整理亡友鲁迅文字的重任。鲁迅与许寿裳的关系，不仅是乡情、同窗之谊，而是有着兄弟之情，许广平叹为“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情同手足
许寿裳1883年生于浙江绍兴，早年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秋，许寿裳考取了浙江省官费名额去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与同年4月来此学习的鲁迅相识并成为好友。1903年4月，鲁迅把自己剪发的小照赠给了同学许寿裳，后来又补题旧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而在此之前，许寿裳就因不喜欢辫子，索性剪掉，图个清清爽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