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区的内容、分布及形式
现代城市商业区是各种商业活动集中的地方，以商品零售为主体以及与它相配套的餐饮、旅宿、文化及娱乐服务。也可有金融、贸易及管理行业，商业区内一般有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用房，如百货大楼、购物中心、专卖商店、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商业办公楼、旅馆、酒楼、剧院，歌舞厅、娱乐总会等。
商业区的分布与规模取决于居民购物与城市经济活动的需求．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城市，商业区的规模较大。根据商业区服务的人口规模和影响范围，大、中城市可有市级与区级商业区，小城市通常只有市级商业区，在居住区及街坊布置商业网点，其规模不够形成商业区。
商业区一般分布在城市中心和分区中心的地段，靠近城市干道的地方。须有良好的交通连接，使居民可以方便地到达。商业建筑分布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沿街发展，另一·种是占用整个街坊开发，现代城市商业区的规划设计，多采用两种形式的组合，成街成坊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城市一般都有较发达的商业区，例如美国城市的闹市区(downtown)，德国城市的商业区(Gcsch~fts—bezirk)。商业区是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经济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及社会生活最频繁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反映城市活力、城市文化、城市建筑风貌和城市特色的地方。
中心商务区
中心商务区(CBD，centralbusinessdistrict)在概念上与商业区有所区别，中心商务区是指城市中商务活动集中的地区。一般只是在工业与商业经济基础强大，商务和金融活动量大．并且在国际商贸和金融流通中有重要地位的大城市才有以金融、贸易及管理为主的中心商务区。中心商务区是城市经济、金融、商业、文化和娱乐活动的集中地，众多的建筑办公大楼、旅馆、酒楼、文化及娱乐场所都集中于此。它为城市提供厂大量就业岗位和就业场所。
中心商务区一般位于城市在历史上成形的城市中心地段，并经过商业贸易与经济高度发展阶段才能够形成。例如上海，自鸦片战争后辟为港口商埠，经过一目年，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黄浦江西侧外滩地区才形成上海市的中心商务区。1949年以后，由于上海市对国外商贸、金融功能的衰退，中心商务功能也随之消亡。1988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开发浦东新区，并在陆家嘴发展金融中心及浦西黄浦区再开发，是振兴上海市经济和重建上海中心商务区的重要决策与措施。
历史
一 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
1949年以前，宏大的公共空间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1949年得到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修缮、扩建就破土动工了。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见证了60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五次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聆听最高指示、传达中央精神、谴责帝国主义，等等。
二 公用空间：公园里的百姓生活
1978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1971年2月关闭，1978年3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
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现状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叫“人民广场”、“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今天的豆瓣、饭否和Twitter，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十年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即使是天堑，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
社会价值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60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