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在平阴共有五处，分别刻于云翠山、天池山、黑山、小山子。二洪顶山崖上，是山东继发现泰安、邹城、汶上等八处北朝刻经后第九处摩崖刻石。
刻石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当属旧县屯村铺二洪顶刻经。该刻经分别刻在茅峪泉南北两崖壁上，总体面积近600平方米，北齐僧人安道一所书。其中有《金钢经》、《般若经》等5篇，颂文3篇。佛题名23处，蟠螭龟蚨线刻碑一处。总近千字，有损。有安道一题名的“大空王佛”四字通高11.3米，佛字高达4.25米。是甲骨文诞生以来汉字至此中真正的“大字鼻祖，擘巢之最”，最小的字只5厘米。
经文内容主要反映了佛僧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无名无相”等“性空观”。而“大空王佛”，“大山岩佛”，“安乐佛”等主要反映书者安道一尊空为王，蔑视权贵，以山为佛，以安为乐的佛教观，是对佛教“安心禅”的领悟。
此处刻经确切纪年为大齐河清三年（564年），为北齐武成帝高湛纪年。它是山东乃至我国最早的刻经纪年。有安道一题名三处。
该刻经更珍贵的是它的书法价值。书体是隶篆草皆有，典型的书写风格是隶中带楷、楷中带隶，这是我国文字进化从隶到楷的重要特征，突出的表现出隶的拙朴遒劲，楷的工整严谨。“大空王佛”等又有用笔纵情豪放，气势磅礴之风格。
此处刻经最早发现于1989年夏天，上报上级各文物部门。1995年报道后，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观瞻，并被编入《中国古代书画全集》。
洪范云翠山天柱峰西，刻“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宽50多厘米。旁题“比丘尼，安道一，崇业禅”等。天池山西崖刻有“大空王佛”四字，字高2.1米左右，宽65厘米，并刻有“大山岩佛”，“崇业禅”等。黑山东峭壁上刻“大空王佛”，字已模糊不清。小山子平缓的岩面上刻有“大空王佛”，长两米多，宽约20厘米。并有“僧安一，程伯仁，僧太，口口年”等题记。
此几处刻石，前三处刻字虽比二洪顶小的多，但书法风格大致相近。
佛教自汉时传入中国后，到南北朝达到空前绝后程度，而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却不信佛并毁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武灭佛法”。竹卷多毁，此后，僧众们为防再破坏，认为“缣竹易销，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留不灭”，这就是此时全国出现的规模不等的摩崖刻经。安道一就是当时我国主要刻经书法大家。他虽佛史无记，但他西至河南、河北，东至山东东部都有他的刻经。平阴五山刻石发现最晚，它填补了史学家们认为西起河北响堂山、东到山东泰山、峄山等的中轴线上，中间无刻经的空白。
平阴五山的北朝刻经，是在中国刻经中纪年最早，安道一题名最多的刻经。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珍品，而且对中国文字进化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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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石鼓文刻于花岗岩石上，与金文有较大差别，具有明显的动感。
石鼓文 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
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云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