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相继发表《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均得《光明日报》全文转载。1975年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并为主席团成员，发表《参加批林批孔一年来的思想收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对我的教育》，并结集为《论孔丘》出版。在该书前言里说，“从尊孔到批孔，从觉得好象是灾难，到确实觉得是幸福，这是一种思想改造上的转变”。1976年写作《孔老二的“拨”与走资派的“扭”》等文。
1976年10月，四人帮失势，梁效写作班子解散，冯亦遭关押审查。1977年至1979年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受到批判，要求“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背靠背对其进行批判。1979年获准异地参加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发表文章。
心之归处
1980年-1989年，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1981年，以86岁高龄口述完成的《三松堂自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2年获准赴美夏威夷出席国际朱熹学术会议。冯友兰几乎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人世沧桑，于1990年11月26日，这位中国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变幻的世界。
主要著作
学术活动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里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
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
第二阶段：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他在《三松堂自序》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纭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人物轶事
与毛泽东的书信交往
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盛典，并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主席虽然开国前后日理万机，但很快给冯友兰写了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收到毛泽东回信的冯友兰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冯友兰终于慢慢地认识到信中的涵义：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么短暂的时间完成是不现实的。”
与梁漱溟
梁漱溟和冯友兰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人物。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
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然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梁漱溟对冯友兰有不能释怀的情结。
这种情结并非源于学术观点的异同，而是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两人的态度和不同的境遇。梁漱溟生性耿直，冯友兰性格相对随和，冯友兰批林批孔，且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写信的人，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学生，也有解放军，有农民，有工人；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梁漱溟则只批林不批孔并由此受到批判。在1974年9月23日结束对他的批判时请梁先生谈体会时，他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作答。岁月流逝，“批林批孔”运动现已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件事留给冯先生和梁先生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遗产。
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梁漱溟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具函称“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