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过三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为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致赞誉梅贻琦校长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还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他写道:“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梅贻琦1908年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先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次年才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所以梅贻琦在信中说：“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
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自幼喜爱国学，后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与兼职教学的鲁迅过从甚密。他在来信中劝告梅贻琦在美国不要荒废汉文。对此梅贻琦答复说：“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
嗜酒君子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自喻“王帽”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大学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华教授会推举为教务长，时年才37岁。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清华大学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国文学教授；前后两届教务长是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建设长是教育学教授黄钰生，他代表学校与昆明市、昆明县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