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金世宗时代推行“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对汉族、契丹族等民族实施歧视与压迫。 他不仅在文化上维护女真旧俗，防范女真被全盘汉化，在经济上的括户政策中，也一再拘括汉人的土地为猛安谋克户所有，导致了汉人与女真人的矛盾丛生。当时的尚书右丞唐括安礼是一个汉化的女真人， 世宗为救济女真屯田军户，欲签汉人佃户入军籍，而以其所佃官田分配给女真人，安礼进谏说：“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即日签军，恐妨农作。”世宗听后不以为然，责骂安礼说： “朕谓卿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若无事之际可务农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国家有事，农作奚暇？……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又说：“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业不坠，传及万世，女直人物力不困。卿等悉之。” 从世宗的言论中可知他很明确地将汉人与女真人区分开来，并不一视同仁地当成“国人”，且反映出他偏袒女真的狭隘的民族政策。
金世宗对契丹人也采取打压政策。他即位后，开始积极平息契丹人的叛乱（移剌窝斡之乱）。他改变了完颜亮全力剿杀的策略，而是剿抚并用。他利用了很多契丹族的官员，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对投降的起义者给以重赏，对不肯归顺的坚决镇压，终于平息了契丹起义。对于契丹人，他还实施同化政策，令其迁往上京等处，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长久之策也”。 世宗对契丹人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段对话中看得很清楚：一次，世宗对朝廷臣僚谈及契丹人时说道：“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终为叛乱，群牧使鹤寿、驸马都尉赛一、昭武大将军术鲁古、金吾卫上将军蒲都皆被害。赛一等皆功臣之后，在官时未尝与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见也。”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回答说： “圣主溥爱天下，子育万国，不宜有分别。”世宗又曰：“朕非有分别，但善善恶恶，所以为治，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
外交
金世宗即位后，由于主要对付契丹叛乱，所以对宋采取守势。他首先向南宋声明，南侵是完颜亮的错误，希望能重新按照绍兴和议行事。其次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保持克制，不予以还击。等到平息了契丹人的起义，完颜雍重新对南宋采取强硬态度，先是击溃了川陕的宋军，又逐步收复了完颜亮南侵后丢失的土地。
大定三年（1163年），金世宗击退了宋孝宗的隆兴北伐，和宋重新订立了隆兴和议，在和约上作出了让步，改宋向金称臣为称叔，而且将岁贡改称岁币，并减少了10万。但割去了宋的秦州和商州之地。对于后来南宋一直要求的改变宋朝皇帝接受金国国书的礼节和河南土地的要求，金世宗却不肯让步。隆兴和议使金宋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状态。
对待北边的蒙古（鞑靼）诸部，完颜雍视为心腹之患，他经常派兵去“减丁”，就是消灭一部分精壮的男子，并且还修筑了壕边堡。但此举反而加速了蒙古部落的重新分化组合，为蒙古部落走向统一增加了催化剂。
西夏和高丽是分别是金朝东西两面的属国，金世宗在位时两国相继发生变乱，金世宗采取不干涉政策，表现出他的外交智慧。
当时，西夏宰相任得敬专权，王室被架空，到大定十年（1170年）时发生任得敬分国事件，西夏仁宗李仁孝为已成为楚王的任得敬求封于金朝，世宗就此事问宰相，尚书令李石等以不干预其国内政事为由，主张允许。世宗认为是权臣逼夺，非西夏王本意，为保护西夏国臣属的完整性，没有同意，并在赐给李仁孝的诏书中说： “自我国家戡定中原，怀柔西土，始则画疆于乃父，继而锡命于尔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纪，藩臣之礼既务践修，先业所传亦当固守”。 后李仁孝诛任得敬及其党羽，并上表感谢，此后金夏相安无事。
大定十年（1170年），金朝邻国高丽发生变乱，武人郑仲夫、李义方等发动叛乱，大杀高丽百官，废国王王晛（高丽毅宗），另立翼阳公王晧（高丽明宗），建立武人政权。高丽以王晛让位于王晧通报于金世宗，金世宗洞悉其奸，先不同意册封王晧，最后仍采取不干涉政策，册封了王晧，使金丽关系得以平稳发展。当时高丽武人政权内部也不稳定，大定十四年（1174年），高丽西京留守赵位宠起兵，并上表金朝，“请以慈悲岭以西，鸭绿江以东四十余城内附”。这无疑是扩土充疆的天赐良机，但世宗予以回绝，对叛乱采取决不支持的态度。叛乱平定后，高丽奉表感谢。有一次，高丽进贡的两条玉带中有一条是石质的，众臣请求惩罚高丽，金世宗却说：“小国无能辨识者，误以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复却之，岂礼体耶？” 正是由于金世宗表现出的大国风范与不干涉政策，使金朝与高丽的睦邻友好关系未受时局影响，持续发展。
社会
完颜雍注重盛世用“重典”，大力整肃官风，在大定年间开展了以“反三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反赌博风。金朝赌博之风盛行，为禁止官员赌博，大定十八年（1178年），完颜雍制定了“品官犯赌博法”。该法规定：“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也就是说，对初犯且赌博数额不大者，判处杖刑，但可以用财物赎罪；再犯者不允许赎罪，要执行杖刑。
反说情风。在金朝，官官相护、徇私枉法的现象比较普遍。完颜雍深知此风对统治秩序危害很大，曾多次下令禁止，并亲自干预一些突出案件。大定十五年（1175年）十一月，唐古部族节度使移剌毛得之子杀其妻而逃，无语下令追捕。捕获后，皇姑梁国公主受托为其求情，完颜雍不许，斥责道：“公主妇人，不识典法，罪尚可恕。毛得请托至此，岂可贷宥。”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监察御史陶钧携妓游禁苑，被监察官石玠得知，准备以“无上下之分罪”纠劾时，陶钧托石玠的朋友阎恕来替自己说情，事情便压了下去。世宗得知此事后，不仅将犯官陶钧和徇情失举的石玠治了罪，而且将受托居中捎话讲情的阎恕也治了罪。
反贪赃风。金朝官员贪赃主要有两种，一是贪污，二是受贿。完颜雍十分重视反贪惩贪，亲自主持制定法令，过问惩贪法令和措施是否得到落实。当时对贪官的惩处的确很严，不仅处理本人，而且株连子孙及相关人员，即使皇亲国戚或女真宗室犯了“赃罪”也绝不姑息养奸，仍然坚持秉公执法，同样严惩不贷。例如：完颜雍的妻兄乌林达晖因贪污官钱五百贯被罢官；太子的岳父徒单贞因贪污被追赃治罪；荆王完颜文在为大名府尹时，以职权将驽马换猛安谋克良马，买百姓的东西压价，贪污公款一万九千贯，被夺职，降德州防御使，僚佐亦皆坐不矫正而解职；连他的亲娘舅、参知政事李石因“冒领粮食”也被降了职。
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完颜雍对行贿受贿的惩处也同样严厉，如他对完颜守能案的处理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守能是金朝宗室，任西北路招讨使时曾两次受贿，虽两次数量都不足五十贯，但仍落得“杖二百，除名”的处罚。后人因此称赞他“终不以私恩曲庇”。
完颜雍在作风上还很崇尚节俭。即位以来，服御器物，往往还是用旧的。据说他吃的也比较俭省。一次他正在吃饭，女儿来了，他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女儿吃。还有一次，太子詹事刘仲诲向完颜雍请求增加东宫的收入和陈设。他不同意，并且说：“东宫收入已有规定，陈设也都有，为什么还要增加呢？太子生于富贵，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你们应当引导他崇尚俭朴。”他反对铺张浪费。对各地进贡的食品，他几次下诏罢止。
他听说自己到各地住过的殿堂，都封闭起来，不让别人住了，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就让臣下诏令，这些房屋仍然可以住人。他经常教育太子、亲王，要他们节俭，并以自己所穿的衣服为例说：“这件衣服已经三年没有更换，尚且完好如初，你们应该知道。”完颜雍对臣下说：“前代的君主，享受富贵，不知道耕作艰难的人很多。他们失去天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说：“辽朝的君主听到民间缺粮食，就说为什么他们不吃腊肉呢？这是因为他自幼没有老师教导他懂得俭朴，等到即位，也就不知民间疾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