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春至1966年夏，赵树理在晋城任副书记。工作中他发现学毛著学大寨都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要讲究实效，不图虚名的主张。
1966年春，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赵树理亲自到兰考体验生活，回晋城后，着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就被打成“黑帮”揪出来了。
在文革中赵树理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迫害、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着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
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9月23日含冤逝世，终年64岁。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赵树理的家乡在山西省晋东南的沁水县嘉峰镇慰迟村。从1912年起，祖父就教他认字、写字，念《三字经》、《百家姓》等一些封建或宗教道德格言。所以在青少年时代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占据他头脑的依然是封建礼教的正统思想。
1922年冬天，赵树理与同邻村张家山一位姓马的女子结婚。这位马家姑娘是一个守封建妇道的女人，比赵树理年长一岁，高大结实。刚结婚之初，赵树理
的头脑中仍然是夫为妻纲那一套，为了维持纲纪礼仪，他时常摆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要妻子服从，有时还到母亲那里告状，以婆婆压媳妇。
高小毕业后，赵树理先后在外地上学、教书，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备受辛劳。1929年春马氏夫人不幸病故，年仅24岁。马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大湖，学名赵广元。
赵树理的第二位妻子关连中与赵树理共同生活了38年，他们在风雨之中相互扶持，情真意笃。关连中不仅是赵树理家庭里的贤妻良母，也是作家当之无愧的知音。
1932年，赵树理与关连中结婚。婚前两人互不相识，婚后也是聚少别多。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编辑过《中国人》、《黄河日报》等报纸的副刊，四处辗转，在一次日本人的扫荡中，差一点在悬崖掉下，成为烈士。
在赵树理投身革命的几年中，一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关连中身上。她贤良淑德，任劳任怨。虽然赵树理一走就杳无音讯，左邻右舍更是众说纷纭，但是关连中却始终如一，她坚信洞房里俩人曾经立下的“白头约”。
1943年冬，赵树理的父亲赵和清老人被日本兵抓住，惨遭杀害。关连中满怀悲愤，代丈夫安葬了公爹，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继续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穷苦家庭。
解放后，赵树理有固定的工资，有源源不断的稿费，仅《三里湾》一书，赵树理收到上万元的稿费，加上国外出版机构汇来的外汇，使他有些不安，最终决定不再拿国家的工资。
生活上富裕了，然而，他仍然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下乡，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妻子、儿女们总是离多聚少。
文革生活
“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打成“黑作家”、“周扬黑帮”、“写中间人物的
祖师爷”，他的作品被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他本人也遭到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关连中为丈夫吃了不少苦头，但她毫无怨言。当造反派对她进行人身攻击，骂她是“黑帮的老婆”时，她毫不示弱地回答:“做黑帮的老婆是我的本分！”有时候，赵树理的指导关连中读书认字，让她能够读书看报。
1970年9月，赵树理在“文革”动乱中被迫害致死，年仅64岁。
个人作品
写作风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
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社会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有巨大影响。
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人物评价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
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评论家周扬评）
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中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的少有的杰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有一种新鲜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形成一个俗称“山药蛋派”的文学流派。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中国作家网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