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布洛赫移居加尔米西（Garmisch），沉浸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之中。为了与朋友卢卡奇讨论问题，布洛赫往返于加尔米西和海德堡之间。在海德堡，布洛赫加入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小圈子，韦伯的夫人评价这个年轻人说：“最近新来了一位犹太哲学家──一个留着长长额发的男孩，一副自命不凡的模样，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宣讲新弥赛亚福音的先知，并希望别人也把他看成这样”，韦伯也有类似看法，对他的神秘思想敬而远之。1913年，布洛赫与雕塑家艾莎·凡·斯特里茨基（Elsavon Stritzky）结婚，她诺斯替式的（gnostic）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大感染了他。
一战爆发后，布洛赫因为身体不合格免于服役，他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和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十分反感，遂于1917年离开德国，到瑞士参加反德活动。在瑞士，他与小他七岁的本雅明（1892-1940年）相遇，两位奇才惺惺相惜；那时，布洛赫已是一位沉浸于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者。在瑞士，布洛赫还遇到了宗教无政府主义者雨果·波（Huge Ball），波的著作提到闵采尔、魏特林等人，后来布洛赫不仅专门写过闵采尔，还用革命和乌托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宗教与神秘主义。在这段“狂飙”时期，布洛赫身边尽是一些充满末世论情怀的画家、诗人和边缘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并以表现主义风格写了一本书：《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这本书写于瑞士，1918年发表于慕尼黑，布洛赫将它题献给他深爱的妻子艾莎。这一散文风格的书混合了弥赛亚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造过的黑格尔主义，是布洛赫前期的代表作。1919年，布洛赫返回柏林，后又到慕尼黑。他写作了一部关于哲学逻辑的手稿，可惜后来在纳粹期间遗失。1921年，他发表了《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一书，一半是从共产主义出发，一半是从千年王国主义出发，布洛赫对闵采尔的神学做了精彩的研究。这部书可以说是《乌托邦精神》一书的尾声。
1921年，布洛赫的第一个妻子艾莎不幸病逝，这造成了难以愈和的创伤。第二次婚姻（1922年）只维持了一年，整个20年代布洛赫都在四处漂泊，1928年左右布洛赫与来自波兰的一位年轻的建筑系女生卡罗拉（Karola Piotrkowska）邂逅
并相恋，这一恋爱于1934年开花结果。他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两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卡罗拉在自传《源自我的生活》（Aus meinem Leben）中曾描述过他们的幸福生活。 在20年代的漫游时期，布洛赫去过意大利、法国，还到过突尼斯，在那里接触到伊斯兰教，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感性认识。德国他主要去的地方是柏林，在那里与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头面人物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年）相遇。阿多诺比布洛赫年轻18岁，读完《乌托邦精神》后登门拜访作者，由此结下友谊。
阿多诺敬佩布洛赫，布洛赫则在维也纳的先锋杂志上撰稿称誉阿多诺的音乐观。相比之下，布洛赫与本雅明的关系更亲密。和布洛赫一样，本雅明也对神秘主义传统（尤其是“卡巴拉”）着迷，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重新思考宗教、乌托邦和末世论，而且在戏剧观上受到布洛赫的影响；布洛赫则得益于本雅明对细节的敏感，他发现，这一点在卢卡奇身上是缺乏的。1924年他俩一起去度假，与卢卡奇讨论文学上的一些问题，经过这次讨论，布洛赫清晰地意识到，本雅明比卢卡奇更能理解幻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1926年，他俩住在巴黎的同一家旅馆，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热烈讨论，虽然两人的气质不一样，但这些争论和谈话对双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雅明将布洛赫视为能与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比肩的、将德语散文推向完美境地的作家，并为《乌托邦精神》写了评论，布洛赫则为本雅明的《单行街道》写下了极富洞察力的书评。自1919年相识，他们的友谊持续了20年。和本雅明一样，布洛赫也与布莱希特交厚，早在1921年，布洛赫就与布莱希特相识，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布莱希特的逝世。在30年代的表现主义之争中，布洛赫站在布莱希特一边，支持现代派艺术，批评卢卡奇“把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结束干脆视为其艺术没落的开始”。在柏林，布洛赫还与"达达派"和其他的艺术圈子有密切往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为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做辩护的人，要首推布洛赫。
战争时期
20年代，布洛赫已有一定的名气，定期为柏林有名的报刊（如Die Weltbühne 、Vossische Zeitung和Berliner Tageblatt）供稿。他写了大量的政治和文化评论，抨击后期资本主义的抽象生活，攻击魏玛共和国，向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他早期的评论文章收在1923年出版的《穿越荒漠》（Durch die Wüste）一书中。1923年他对《乌托邦精神》一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更为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乌托邦哲学。布洛赫此时已是一位羽翼已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为卢卡奇的写的书评中，可以看出，他力图把自己的乌托邦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系统地结合到一起。1930年，他的散文集《踪迹》（Spuren）出版了，受德国作家黑贝《玑珠集》的影响，这本书采用了一种新寓言体，它立足于对离奇的体验、短小的神话、传说以及日常生活琐事作出阐释。和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本雅明的《单行街道》类似，《踪迹》试图通过文学呼唤人们走出扭曲了的世界。 的主题思想是，“世界的秘密”有其“踪迹”可寻，而世界的秘密在于这个世界是“尚未”完成的，日常生活中的白日梦与幻想包含着“尚未意识”，这些意识形式透露了世界的秘密。
对于布洛赫等反法西斯主义作家来说，希特勒的上台是件不幸的事情，加之他有犹太血统、信仰共产主义、支持现代派艺术，便只能逃亡国外。1933年布洛赫离开德国到了苏黎世（Zürich），在那里与卡罗拉结婚，于次年（1935年）发表《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这个时代的遗产》
是社会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在书中，布洛赫怀着痛楚的嘲讽回顾了“金色的二十年代”，初步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而且还对诗歌、戏剧、美术（现代派艺术）、电影、建筑、哲学、音乐、大众文化、物理学以及政治学在当代取得的新进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布洛赫一直没有参加德国共产党（KPD），并曾暗示，党所提出的无能的客观主义以及在提供理想目标方面的失败，应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负部分的责任。30年代，他批评了某种缺乏热情的共产主义（Cold Communism）将面包和小提琴隔离开来的做法，他认为幻想、艺术和乌托邦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暖流”，这使他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导致后者将他视为神秘的非理性主义者。但奇怪的是，在政治上布洛赫竟然为斯大林的苏联唱赞歌，而且把现代政治归结为“要希特勒还是要斯大林？”这种二元选择。很明显，苏联并不是即将废除国家和特权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对老百姓施加暴政的新帝国，也许布洛赫和其他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被苏联的对外宣传和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蒙上了眼睛？可是，在苏联进行大规模“清洗”和屠杀的时期，布洛赫仍支持斯大林，将那些怀疑和动摇的人称之为叛徒。在《希望的原理》中，他仍然将苏联视为一个理想的国度。有时候，一个知识分子是很容易在政治上被蒙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