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早年是民粹主义者，在1883年后的20年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是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十分受列宁尊敬。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转向孟什维克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又支持民族主义，此后对十月革命又持反对态度。
民粹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1856年12月11日（俄历11月28日）诞生于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他父亲是世袭贵族、退职上尉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母亲马丽亚·费多罗夫娜是维·格·别林斯基的侄孙女。普列汉诺夫，童年时代在素有教养的父母的教育下，学完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于1868年进入了沃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在该校毕业后于1873年进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诺夫炮兵学校。1874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
在矿院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家、经济学说史专家伊万·费多罗维奇·费先柯以及在当时先进青年学生中闻名的民粹派工人代表米特罗范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从1875年起就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动。1876年12月6日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喀山教堂前组织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游行，普列汉诺夫在演说中宣告：“土地和自由归农民和工人！”“土地和自由万岁！”
此后，他逐渐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1877年他秘密出国，先到柏林后到巴黎，织识了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此人和马克思、恩格斯有书信往来）等人。同年7月又回到彼得堡。7月底他到萨拉托夫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1878年夏天他决心“到民间去”，在顿河地区活动。出任民粹派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的编辑。这时，普列汉诺夫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民粹派”。
七十年代的民粹派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相当坚决，但他们的理论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一发动，就会像干柴着火似地起来暴动。然而“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使大部分民粹主义者开始对这种看法产生怀疑。他们转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这就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在1879年沃龙涅什大会上的分裂。会后，恐怖主义者成立了“民意社”。1881年3月，他们终于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这并不能改变专制制度的统治，只是招来更残酷的镇压。民粹派运动走上了绝路。另一部分人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主张保留原有的策略，组成“黑土重分社”，但他们也已无所作为。
马克思主义者
1880年初，第二次逃亡国外，自此开始了长达37年（直至1917年回国），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901年至1916年）的流亡生活。同年年底，他到了巴黎，结识了茹尔·盖得、卡尔·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等人。1881年底普列汉诺夫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后来写道：“阅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文”。1882年当他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以后，很快把《宣言》印了出来。钻研和翻译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促使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写道：“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1884年，而是在1882年。”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巴维尔·波利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等志同道合者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该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变》、《恩格斯论俄国》等书译成俄文出版。他们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曾受到恩格斯的称赞和列宁的推崇。恩格斯看过《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一书出版后，恩格斯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列宁认为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1889年，应拉法格邀请，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1889年7月14日至21日于巴黎），他在大会上发言说：“俄国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革命的工人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其它的前途，也不可能有其它的前途。革命的俄国无论如何不应置身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的发言受到恩格斯的好评。这次大会结束后，他前往伦敦拜会恩格斯，以实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得到恩格斯非常盛情地接待。普列汉诺夫后来回忆说：“我很高兴我能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他就各种实际和理论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
1893年8月在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第二次见到恩格斯。1894年7月普列汉诺夫秘密来到英国，第三次会晤恩格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等都劝普列汉诺夫留在英国。他也喜欢能够与恩格斯经常会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1896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立即给《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写信，请他在杂志上留出位置，以便回答伯恩施坦的挑战。他写道：“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
当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出现以后，普列汉诺夫一边继续与伯恩施坦论战，一边同“经济派”斗争。他指出，“经济派”与西欧修正主义者沆瀣一气，试图使工人变为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
1895年，列宁以疗养为名出国去瑞士会见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成员。列宁的博学多才、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和充沛的精力，给普列汉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我们的革命运动中有这样的年青人，这是多么幸运呀!”
1900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俄译本，回击了“经济派”篡改《宣言》的企图。同年，他支持列宁创办《火星报》，为《火星报》撰稿37篇。阐明正在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性问题。
在1903年7月30日开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由他宣布大会开幕。在讨论究竟什么人可以做党员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时，他说，他深信真理在列宁一边，对马尔托夫草案的拥护者所说的不敢苟同。“列宁的草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钻入党内的保障，单是由于这一点，一切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就应当赞成这个草案。”这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上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的，会上他被选为《火星报》编辑和布尔什维克的总委员会主席。
孟什维克主义
从1903年到1918年是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15年。1914年，列宁在评论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列宁的这一评述，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应成为研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活动的指针。在党的二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组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10月26日到31日在日内瓦召开。普列汉诺夫希望二大上的分歧能在这次会上得到消除。但是，由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致使分歧更加扩大了。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是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在会议刚一结束，普列汉诺夫就动摇了。他囿于和他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的几个老朋友的关系，从党二大的正确立场倒退，开始同孟什维克调和，终于转到了“另一个阵营”去了。他擅自把阿克雪里罗得等补选到《火星报》编辑中来，遂使该报急向右转，成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二大决议的机关报。在《火星报》52号（从此被称之为新火星报）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反对列宁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坚定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