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重贵虽为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石敬瑭对契丹的一贯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契丹主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却有不少野心家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但是由于后晋内部有这些只图个人权位，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人的存在，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
开运三年（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是有个人打算的，他想仿效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帝。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石重贵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要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耶律德光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
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过当中原皇帝的瘾了。
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耶律德光很快便进入了汴梁，俘获了石重贵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耶律德光于次年，即公元947年，在汴梁后晋宫中即位。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耶律德光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后晋共历二帝，统治了十一年时间。
桑维翰
桑维翰（898年—946年），字国侨，洛阳人。桑维翰于后唐同光中登进士第。不久，跟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河东、镇州武顺军等节度掌书记，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晋立国十多年中，桑氏两度任宰臣，同时，晋设枢密院，桑氏以宰臣负责枢密院事，或充枢密使，另任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历任相州、兖州、晋昌军等节帅。五代十国时期，枢密院兼具顾问、行政两系统的职权，枢密使职权膨胀，“权兼内外”，翰林学士等顾问权力亦膨胀，翰林学士属近侍重臣，有“内相”之称①。桑维翰任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一身荣登三要职，历晋朝立国时期之半强，称之为大晋军国重臣，确实名符其实。
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大晋。在石敬瑭卖国篡位过程中，其节度掌书记桑维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功不可没，这点从桑氏在开国后次月入登相位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殊荣上可证。正因为如此，桑维翰与石敬瑭一样，受到后世谴责。王夫之斥之为“后世之罪人”②，《残唐五代传》责之为“奸臣阿附”③。当今一些学者亦持相同观点，如陶懋炳先生说桑维翰为石敬瑭卖国篡位的谋主，指斥为民族败类、卖国贼④；卞孝萱、郑学檬两先生认为桑维翰是石敬瑭投降契丹、称帝立国的主要策划者，是一个民族败类⑤。郑先生还在他的一篇石敬瑭评价专文中指出：“石敬瑭当然是罪大恶极，助成此事者桑维翰也是‘万世之罪人’。”⑥就桑维翰在石晋立国过程中所作所为而论，痛斥其为民族败类、卖国贼，毫不为过，但桑维翰不过是石敬瑭卖国篡位阴谋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和鼎力执行者，并非主谋。
新旧《五代史》记载表明，桑维翰完全赞成石敬瑭“异谋”，即反叛后唐，并结契丹为援⑦。对此，《资治通鉴》所载甚详。《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五月载：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胡三省注云：“观敬瑭此言，则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计也，桑维翰之言正会其意耳。”石敬瑭主要将佐中，也只有掌书记桑维翰与都押牙刘知远赞成其计。时人亦持此种观点⑧。值得注意的只是桑氏对石敬瑭的密计作了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要求：“推心屈节”事之、“称儿皇帝”、“割地”、“重赂奉财”，这由“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态度到“草表”行动到“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言辞再到契丹主“尽忠”之夸奖可证⑨。
由此可知，桑维翰“推心屈节”事契丹的态度和主张影响重大而深远，在这层意义上说，桑氏是不能摆脱石敬瑭应允契丹兵援条件的干系，难怪一些学者将他当做石氏卖国篡位的主要策划者。
桑维翰不仅赞成“密计”，指明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而且鼎力相助，使“密计”得以兑现。《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云：“及建义太原，首豫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桑维翰传》、《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条所载略同。可见，桑氏在实施“密计”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劝勉契丹主坚决支持石晋。桑氏之力辩，有“理”无节，但的确是石敬瑭“密计”的忠实推行者，无怪乎契丹主对石敬瑭建言:“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⑩可以说在“密计”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石敬瑭与桑维翰互为表里，桑维翰是石敬瑭“密计”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心执行者，为石晋开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石晋三大创业功臣之一。
作为石晋军国重臣之一，桑维翰与晋存亡密切相关。举其大端者论述如下：
第一，关于对待契丹的态度。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贵族的支持，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契丹的关系问题，是石晋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前已指出，石敬瑭开国及其治国期间对契丹政策总的趋向是“推心屈节”，力主屈从，但桑氏对契丹主屈从的基本态度亦并非毫无变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表请求讨契丹，在此关键时刻，桑维翰密疏“七不可”，若就当时双方客观形势论，确有其合理之处。桑氏密疏，从安重荣抗表原因，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这说明桑氏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主张改变这种屈辱现状。这点从晋、契丹进入对抗后，桑氏之态度上亦可证。《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二月，契丹围晋高行周前军于戚城，因景延广救援迟延，晋军几乎覆灭，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广出为西京留守；同年六月，“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这些都表明其和亲未能得到实施后，他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有效抗击契丹入侵，而非消极退避，完全无视朝廷摆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被动的，但确实反映他并非毫无条件地、永远地甘心屈服于契丹，而是有一种改变这种地位的意向，这也是他抵御契丹的长久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