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采纳高允“广田积谷”的建议，下令“悉除田禁，以赋百姓”。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太武帝采纳古弼建议，削减上谷苑囿之半为民田。太平真君末年，太子拓跋晃监国，推行有牛和无牛人户换工种田做法，“垦田大为增辟”。农业随着耕田数量扩大而大大增产。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诏罢众多的杂营户隶属郡县，增加纳税人户。另外，太武帝屡下“宜宽租赋，与民休息”的诏令。太武帝还奖励“劝农平赋”的守宰，严惩贪官污吏。以上做法，减轻了百姓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魏前期，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仍占重要地位。它是财富和战马的主要来源。畜牧业形势好坏，不仅关系到财政形势，并将直接影响到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的素质。因此，太武帝对畜牧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神麚二年（429年），打败柔然、高车之后，太武帝“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濡源，西至五原、阴山，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其毡皮为之价贱。”神麚年间，“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这些记载，反映了太武帝对畜牧业的重视，及当时畜牧业的繁荣状况。
太武帝把节约开支，减少浪费也当作保证军国赞用的重要措施。史载他“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不兼彩”。凡“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太武帝反对更竣京城，修饰宫殿，反对佛教，严惩贪官污吏，常常是从爱惜民力、物力着眼的。太武帝的一系列节约开支作法，无疑对保证军国用费，减轻百姓负担起到积极作用。
太武帝在执政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不仅需要武功，而且需要“文教”，即通过宣扬礼、乐、法度来化民。他在神麚四年（431年），取得败柔然，降高车、灭夏国的军事胜利后，就提出安“偃武修文”。偃武，他做不到；修文，确实是重视起来了。他尊崇孔子，提倡儒学，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政，目的是要用儒家学说统治百姓的思想，利用汉族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经验治国安邦。
官制
始光元年（424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
神麚元年（428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
神麚元年（428年）七月，诏令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第等级开府，以设置佐吏。
延和元年（432年）三月，改代尹为万年尹，代县县令为万年县令。后又恢复原称。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各曹良吏，在东宫办公处理事务。
正平元年（451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裁减其员。
人物评价
总评
魏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聪明雄断。在位期间，借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一举统一了中国北方，使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地区的割据混乱局面得以结束，为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也是大魏武功鼎盛的时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在中国历史也极为罕见。此外，他广泛搜罗汉族士人，整肃吏治，修订律令，督课农桑，崇尚儒学，推动了魏朝的封建化进程。
历代评价
拓跋珪：“成吾业者，必此子也。”
魏收《魏书》：“世祖聪明雄断，威豪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
沈约《宋书》：“佛狸篡伪，弥煽雄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亦不能及也。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连骑百万。”
李延寿《北史》：“太武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夷险。平秦、陇，扫统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绝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至于初则东储不终，末乃衅成所忽，固本贻防，殆弗思乎。”
虞世南：“太祖、太武，俱有异人之姿，故能辟土擒敌，窥觎江外。然善战好杀，暴桀雄武，禀崆峒之气焉。至於安忍诛残，石季龙之俦也。”
张大龄《晋五胡指掌》：“而太武雄才大略，威服四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