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这件事儿在兵团来说算件大事，因而只要一开会就会提到它。这天，兵团各部门的首长都在场，人们沉默了一阵又提起了这份电报。谢有法说：“电文是我们政治部起草的，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最终将是一种欺骗’，我们犯了错误，要向中央检讨。”
“谭老板”此时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你们检讨什么？电文是经我签发的，由我个人向中央作检讨，不要你们负责。”此时的“谭老板”是华野副政委兼东线兵团的政治委员，他说此话时的语气是平缓的，也是沉重的。有人说：“这事儿不该谭政委写检讨，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谭老板”说：“我签发的，就是我的责任。”
此时人们还不知道，谭震林已经给中央写了检讨，电报早已摆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没有一句责怪下面的话。更没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这件事，使谢有法等同志对“谭老板”肃然起敬。因为在他们中有的人，就遇到过那样的领导，有了战功抢着上，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甚至还倒过头来整下级的……
人们说：“多亏了谭政委，要不，我们可是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谭震林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上级的批评，我不承担，要下级承担，下级还怎么跟你打仗？这不是“护犊子”，这是作为一个主管干部应具备的素质。不承担责任的主官，绝不是好的主官。我承担了责任，中央无非批我一顿，像我这样久经风雨的人，挨顿批评还不像吃家常便饭。要推给他们，那他们可是真的受不了哟！
不同时代
建国初期，谭震林担任第一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和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分别20多年的几个弟弟闻讯后先后都与哥哥接上了头。老四谭云，解放前被抓壮丁在国民党军队干了10多年，1949年杭州解放时他随部起义，所以第一个见到了兄长。在各自介绍了曲折的经历后，谭震林根据弟弟的实际情况介绍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弟弟不干，硬要缠着哥哥要去公安部门去当干部。谭震林严肃地说：“老弟，你要明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不再是朝中有人好做官了，你在旧军队搞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去工厂当个工人，通过劳动可以洗刷一下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不行！”谭云见当官的要求没有答应，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政府机关，回去以后又和军管会的同志大吵起来。军管会的领导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拍案而起，命令：“你们回去把他关起来！”军管会遵照谭震林的指示，果真把谭云关押。释放后，仍按谭震林的意见把他安排在某厂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也是1949年冬，弟弟谭乐春专程从老家赶到杭州，一方面去看看近20年未见面的哥哥，另一方面想通过哥哥搞点本钱，开个矿，把家里搞富一点。没料想遭到谭震林的严厉训斥。事后，谭震林又和风细雨地耐心开导谭乐春：“我是当浙江省的主席，不是我们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家，自己的兄弟！现在解放了，没有压迫和剥削，只要你自己发狠劳动，暂时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谭乐春觉得老兄的一番话很有道理，春节后便告别兄长回到老家照旧经营着一个小商店。公私合营后，他一直在百货公司当营业员。
家在农村的七弟谭德生，限于经费困难，没有去浙江，只是在1950年初给兄长去了一封信。谭震林及时回了信，他写道：“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而努力。”按照兄长的意思，谭德生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以后当上了乡党委书记。
文革遭遇
他为人耿直不阿，在1967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大闹怀仁堂”，和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一起，同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伙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主将。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吗？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此后，谭震林即蒙受不白之冤，身处逆境。
对于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打倒老干部的企图和篡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权的野心，谭震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他对于自己是有信心的，属于“主席反复说要保”的老干部。经过考虑，谭震林曾于3月份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自己，以便汇报意见，使毛泽东直接听到老同志的呼声。谭震林还让秘书帮他准备汇报材料，充满信心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到了毛主席那里，非把‘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的问题，都抖落出来不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谭震林要求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并未实现。直到五一上了天安门城楼，谭震林才见到了毛泽东。但是单独向毛泽东汇报的愿望，却再一次落空了。在谭震林等待毛泽东接见的同时，江青和“中央文革”已经准备彻底打倒谭震林了。1967年8月19日下午，在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安排下，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所谓“万人大会”。周恩来不顾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困难处境，尽力保护谭震林等老同志。他在会前规定了不准挂“打倒”的大标语，不准喊“打倒”的口号，不准搞武斗等“约法三章”，并对主持批斗的人严正地指出：必须遵守，不得违反！
但是，批斗会的主持人口头上答应，实际上却另有打算。周恩来临时有事要离开一会儿，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周恩来刚一离开，会场的批斗就不断升级，甚至对谭震林拳打脚踢。就这样，批斗从中午12点开始直斗到下午4点多钟。谭震林被警卫人员架着，才返回了中南海家里。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她在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押多长时间，供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毛主席和林彪同意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1967年11月中旬，谭震林的立案报告转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饶漱石专案组，要他们负责审查清楚。12月份，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进行所谓的“调查”。
审查小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的外调，反复核实，弄清了谭震林的历史上各项重要细节，终于完全证实谭震林1932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直没有离开过苏区，根本没有被捕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关押在苏州反省院一说了。说谭震林是叛徒，毫无根据。
1968年3月21日，在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以中央名义办的“学习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然宣布：“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3月24日晚，江青在中央召开的驻京军队团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气急败坏地连呼了三句口号：“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她用右手高举着一个档案袋，向台下听众大声说：“我之所以有气，一、我曾经保过他；二、现在我们有确凿证据，谭震林是个大叛徒。”说完，她又将档案袋向大家晃了晃，示意证据就在她手里拿着。江青这一宣布，顿时激起到会的不明真相的人的激愤，整个大厅被一片口号声笼罩着。康生也谩骂道：“谭震林这个叛徒，这个‘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竟敢向党威胁，在会议上他要猖狂进攻，并且声明，砍掉他的脑袋，坐牢，他也要斗争到底。他这个反革命的气焰多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