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的。
汉代以前，中华民族并不尚黄。黄色的地位在朱红与黑色之下。所谓黄帝时尚黄、夏朝尚黑，均属传说，带有很多阴阳家附会的成分。殷商尚白、西周尚赤，较为可信。《礼记·檀弓》载：“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日中”为白，“翰”指白马；“日出”为赤，“騵”指赤马，“騂”指赤色的祭牛。从现代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殷商的陶器以白色的较为精致，多作祭祀用品，主要由贵族使用。
《周易·坤》载：“六五：黄裳，元吉。”坤卦以六为臣位，五为尊位。“黄裳”即黄色的裙子或裤子，为下饰。这是说，臣居尊位，一定要用黄色的裙子或裤子作下饰，以示谦卑，明哲保身就可以避免灾祸了。《礼记·郊特牲》又载：“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田夫要戴黄帽子，说明黄并不尊贵。
秦王朝建立后，按照“五德终始”的说法，自认是水德，崇尚黑色。《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今改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尚）黑。”史实表明，汉代以前华夏族并没有尚黄的观念。汉初也不尚黄，而是尚赤。《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尚）赤”。据《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只是到汉武帝时，才改尚赤为尚黄。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学说，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董仲舒对邹衍的五行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释。按照这种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了五行中的一德。在金、木、水、火、土五德中，木居东，尚青；火居南，尚赤；金居西，尚白；水居北，尚黑；土居中央，尚黄。
董仲舒以黄色为最美的色彩，并说“王者黄也”。《淮南子·天文训》中也说：“黄色，土德之色。”秦朝为水德，土克水，汉朝自应为土德，也自然要尚黄了。在董仲舒看来，改朝换代，必须在礼仪、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变。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像“改正朔、易服色”这种事，他祖上未敢做，却由他完成了。《史记·孝武本纪》载，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汉书》“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汉代是汉民族形成时期。至此汉民族有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在这时形成的习尚也就成了整个民族稳定的共同心理。自然，汉武帝改为尚黄，不可能立即为全民族所遵奉，而首先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但是，上行下效，尚黄就慢慢地成了整个汉民族的共同风习。
东汉时，董仲舒的学说借助政治力量更形法典化和经学化。在钦定的《白虎通德论》中，在五行关系中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地位。书中说：“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须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时。”封建统治者又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正与土德相应，黄色居五行之中位，所以尚黄的观念便愈益牢固。黄的身价随土越来越高。就连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也自认为是“黄天当立”。
随着五德终始学说盛期的过去，后世王朝对此已不十分重视。它们虽称自己的王朝占五行中的某一德，但相应的所尚色主要是在旗帜上有所表示，而皇室仍以黄为尊。据史书记载，唐朝和宋朝都尚赤，元代尚白，明代也尚赤。唐代的旗帜虽用赤色，但皇室的服饰、诏书等却用黄。据宋人的《野客丛书·禁用黄》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唐高宗时，皇帝的诏敕都要用黄纸书写，称作“黄敕”，并成为定式。在诏敕中如需有所改动亦需用黄纸贴上，称之为“贴黄”。
此后，黄色和皇家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愈形尊贵和神圣，渐渐成了皇家的专用色。赵匡胤在发动陈桥驿兵变时，部下将黄袍往他身上一披，就意味着要他当皇帝。明代虽也称尚赤，但皇帝的话要写在黄纸上，称“誊黄”。太监将“誊黄”送内阁“票拟”，也要用“黄袱箧”。“凡文书由御前发票，司礼监令小奄抱黄袱箧送阁门，典籍官奉而入”。皇帝的文告用黄纸书写，称为“黄榜”。明清时期，为皇家征发财赋和徭役的户口册子被称为“黄册”。
清代尚黄之风更为突出。清代皇帝“龙袍，色用明黄”。皇帝的车驾，都要“殿以黄龙大纛”。进入近代以后，清廷仿效西方国家有国旗之制，遂制定和使用黄色龙旗。清代宗室人员系黄金色的带子，“黄带子”就成了清代宗室的别名。一般的臣民，如未得到皇帝的特许，则不得用黄色。连雍正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因擅用鹅黄色荷包和黄包袱，被认为有“不臣之心”，成为被定死罪的罪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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