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人生观的精华
我们民族传统人生观的精华，是在于关心天下国家的命运，尽量为民族、为他人造福，这在儒家被称为仁义。孔子说“仁者爱人”，其最低的标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积极一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至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达到了比“仁”更高级的境界。我国古代人民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这些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也就是志士仁人们的事业和人生准则，贯穿在我们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生死观上，我们民族不认为生命是“原罪”，也不相信死后是“天堂”。孔子抱着最现实的态度说：“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则认为，“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可见，在他们看来，生死是自然现象，远不是重要的，理想和事业、人生的准则和信条才是重要的。在忧乐观上，我们的先辈们主张高尚而又进步的人生观。
孔子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个思想，他还指出，应该把个人的忧乐与民众的忧乐连在一起：“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北宋的范仲淹又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无疑是十分宝贵的。
在人生态度上，我们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一向主张积极进取，虽然也有人主张消极无为，但总是居于下风。先秦时墨家“非命”，就是不屈从命运，他们辛苦奔波，一心救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儒家虽然承认命运的必然性，但是他们并不消极地听天由命。孔子“畏天命”，却又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以图实现自己的社会主张和抱负，以致被人讥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孟子主张“顺命”，却又坚持“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他激烈地批评自暴自弃，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负有平治天下的使命，这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至于《易传》上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是对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的彻底否定。
在人生价值问题上，中国传统人生观的主要倾向是重义轻利。现在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不讲利，只讲义，其实从孔、孟以来的多数思想家们并不否认利益的重要，尤其是社会的公利。即使对于个人的正当利益，一般也是认可的。义与利的问题实际上是公与私的问题。程颢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害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
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人格，也是我们民族传统人生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理想人格，孟子有一段较详细的论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历代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都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和修养，力争使自己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
自然，在我国历史上也产生过一些不好的人生观，如迷信天命、消极无为、纵欲享乐、自私利己等，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的绝大多数人民，总是能够分辨是非善恶，作出正确的选择，始终让高尚的进步的人生观成为主流，不断克服和淘汰那些不好的人生观。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环境、健康的格局、健康的传统。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条：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重视现实、执著于现实人生的精神。不但不沉溺于迷信的和宗教的人生观，而且注意对各种人生观在现实生活中进行取舍：符合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的，就保存，就发展；不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要的，就萎缩，就淘汰。第二，我们民族特别重视“中道”，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适当的“度”，无过或不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倡过这个原则。
孔子对“中道”讲过很多，儒家在人生的义利、理欲、人己等方面，几乎都主张这样做。第三，我们民族有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传统，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方法。儒家学派的思想家几乎都是教育的实践家，他们聚徒讲学，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而在各种教育内容中，道德始终是核心，占首位。无孔不入的道德教育和无时不在的道德修养，使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重视人生观，不断地选择和发展进步的、高尚的人生观。尽管我们民族的传统人生观，就其主流来讲，是进步的、高尚的，曾经起过极为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本身也是有着局限性的。我们不能膜拜在古人的脚下而停顿下来，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有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陈瑛）（来自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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