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人随和，没有将军架子，喜欢和士兵们在一起，对繁文缛节不以为然。战事间隙，常到前沿阵地看望部下，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士兵们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上司”，记者们称颂他为“平民将军”。德国投降后，他于1945年6月自欧洲飞回华盛顿，在机场受到数万人的热烈欢迎，他由机场直接到了白宫，接受杜鲁门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勋章。
竞选总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曾任美国驻德占领军司令。1945年回国，接替马歇尔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主要忙于办理部队的复员事宜，但他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只是“武装休战”，主张美国应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并普遍实行军训。1948年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辞去了陆军参谋长职务，结束了近40年的军事生涯，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一位职业军人出任大学校长，许多人感到惊异。就他本人而言，他不留在军界担任高职，而且回绝了许多大公司的高薪聘请，自有他更长远的打算。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声望相当高，国内要求他出任总统的呼声强烈。1947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要他本
人愿意，两党都会提名他作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考虑到自己在政界，商界的根基不深，表示无意进入政界，可是拥护他的力量有增无减。支持他的这股势力是大有来头的。据美国一家杂志透露，洛克菲勒、摩根、杜邦和梅隆等大财团都看中了他，因为他战后发表的扩军备战、向外扩张的政策主张符合大财团的利益。最早出来推举他的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经理汤姆斯·约翰·沃森。此人在美国财界很有影响，当过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董事。支持他的还有洛克菲勒财团的首脑人物、大通银行董事长奥尔德里奇，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帕金斯。沃森是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董事，为了使艾森豪威尔有一个“文职”身份，他亲手导演了将军出任校长这幕戏。
艾森豪威尔一生与军人为伍，与教育界无缘。他只上过军校，没有进过正规大学。一些报刊讥讽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胸无点墨”的校长。他当时还兼有总统顾问的头衔，经常被召到华盛顿商讨国事，因此在学校的时间很少。教授们难得见到他，对此，多有怨言。但他做校长完全是为“名义”，并不领取学校的薪金，所以他对那些抱怨不以为意。不过，他依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学校募集到不少钱。他喜欢到学校体育馆去看学生们的球赛，有时也去和他们玩两下，学生们都喜欢他，说“过去的校长都是道貌岸然的学者，不像艾克那样用我们的语言和我们谈话”。1948年秋季他的大战回忆录《欧洲十字军》出版了，成为当年非小说类的畅销书。
1950年12月，杜鲁门任命他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
统帅，艾森豪威尔又恢复了军职，向哥伦比亚大学“请长假”暂离，举家搬到法国居住。这样，他和学校的距离更远了。一位教授说，“艾森豪威尔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影响等于零，他在任期间，学校实际上等于没有校长。”艾森豪威尔在欧洲任职时，他的支持者们继续在国内制造舆论，用他们控制的报纸、电台等舆论工具，为他大力宣传。一些与国际金融有关系的资本家，特别是那些与西欧有密切联系的富豪，在拥护艾森豪威尔的运动中尤为活跃。随着大选年的来临，两党的竞争逐渐进入高潮。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属任何党派，成为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感到经过三年经营，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当年5 月，再次卸去军职，回国参加总统竞选活动。
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部不好，由于杜鲁门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税收加重，生活费用高涨，战后的“经济繁荣”已不复存在，人民对政府不满，把希望寄托在共和党身上。在经过幕后几番密商之后，艾森
豪威尔参加了共和党。同年7月，在共和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在激烈的竞选运动中，他的支持者利用老百姓崇拜“英雄”的心理，大力宣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丰功伟绩”。他向选民许下的停止朝鲜战争的诺言，对选民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尽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一再批评他没有政治经验，对国际形势缺乏“深远的理解”，不具备作为总统的智慧和能力，他仍然在大选中获胜，结束了民主党执政20年的局面。1956年，他连选连任，前后主持白宫共八年之久。
朝鲜战争
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此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已两年。两年中，美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国在朝鲜一年的兵员和物资的消耗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本来美国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可是它却在侵朝战争中动员了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由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倒置。虽然如此，仍感兵力不足。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美国付出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十分渺茫，和谈亦不见希望。这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
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乘机抓住朝鲜问题攻击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
1952年10月，艾森豪威尔在底特律发表演讲，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冲突的办法。他后来还许诺：“只要还有一个美国士兵在朝鲜面对敌人的炮火，那么，光荣地结束朝鲜战争，寻求体面的世界和平，就必须是新政府第一位的、紧迫的和毫不动摇的目标。”正是靠了这些诱人的保证，艾森豪威尔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
但艾森豪威尔从朝鲜回到美国以后，态度马上发生大转变。他在1952年12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为了给中国施加全方位的压力，迫使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采纳了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的用“三齿耙”遏制中国的战略：一根齿从朝鲜出来，另一根从台湾出来，第三根从印度出来。第一根齿，就是要在朝鲜发动更大的攻势。从台湾出来这根齿，是利用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力量给新中国制造麻烦，即所谓“放蒋出笼”。在去朝鲜的“海伦娜”号巡洋舰上，艾森豪威尔决定，解除杜鲁门政府的所谓“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规定，鼓励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发动牵制性的进攻。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决定的目的是“提醒中国共产党注意，僵持的日子不长了，朝鲜战争或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所谓第三根齿，是通过印度方面警告中国，如果再不让步就要大打，甚至要使用原子弹。
艾森豪威尔对核政策的变化，是因为美国武器库中增添了一种意义重大的新的核武器。1953年1月中旬，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们激动地报告，一种适于大口径火炮发射的原子弹第一次爆炸成功，这意味着核武器既可用于战略目的，又可用于战术目的。这一消息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重新考虑核政策。当时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他们思想出现了本质变化。报告说，在推进美国与朝鲜有关的目标时以更小的努力换取更大的成果的过程中，原子武器所起的作用表明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尽管艾森豪威尔的核打击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变成现实，但其间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时至今日仍不免让人直冒冷汗。对于自己核政策的效果，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当然，历史的发展表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白宫岁月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特点之一是，政府的重要职位几乎都被大财团的代表人物占据。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了国务卿，杜邦通用汽车公司的总经理查尔斯·欧文·威尔逊、副总经理凯斯分别出任国防部长和副部长。威尔逊持有通用汽车公司200多万美元的股票，在参议院讨论他的任命时，发生了周折。议员问他如何处理国家和公司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我认为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反之亦然。”后来这句话成了美国的一句“名言”，常常被人引用，它赤裸课地道出了政府和财团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其他内阁部长中，除劳工部长是工会负责人外，其余也都由企业家担任，被戏称为八个百万富翁和一个管子工的内阁。等到劳工部长马丁·P·杜金辞职后，更是清一色的大企业主，甚至在白宫里面，资本家也占了主要地位。因此美国报纸把他的政府称之为“大企业家集团”。艾森豪威尔执政以后，继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他根据5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壮大、欧洲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以及美国霸主地位不断下降的新形势，提出实行“新面貌”的外交战略。在军事上，他停止了朝鲜战争，认为社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主张把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附近地区，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当美国“遭到打击”时，能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这种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的战略，就是大肆渲染的“大规模报复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