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与文化的交流和隋唐时的完全确立，使得华夏文明重新走上正轨和恢复发展，隋唐五代宋时成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最繁盛的朝代之一。国家呈现统一、上升、自信、开放的特质。由于糅合了南北、胡汉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与意识形态，隋唐时代的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隋唐时代的文化经济基础是奠定在成功的土地政策上的。均田制将荒地与部分门第私地分配于天下农户，来自于孟子的儒家思想终于实现。
宗教艺术
自从印度的佛教透过中亚传入中国之后，与佛教相关的艺术形
式也随之进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佛像壁画和佛像雕塑。由于印度佛像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佛像造像艺术融合了汉文化、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印度在早期的五百年内并没有制造佛像的习惯，人们认为佛的至高完美不是可以用人的相貌来描绘，因此早期的佛教艺术家是以佛的脚印或释迦佛悟道所在的“菩提树”作为佛的标记。后来由于希腊文化影响印度地区长达两百年之久，将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崇尚观念植入印度，开启了印度的佛像雕塑，希腊文化亦对佛像雕刻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自南北朝佛教兴起后，中国的佛僧即袭印度的佛僧风尚，大举在深山之中，凿崖为窟修行，在窟内饰以佛像绘画与雕塑。中国的佛教重要石窟，现今主要有两大区域，一是华北地区，长期统治华北的北魏政权，在先后建都的大同与洛阳，分别开辟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第二个重要石窟群分布在西北地区，包括位为甘肃永靖县的炳灵寺石窟、丝路东端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以及丝路西陲的敦煌莫高窟。此外还有克孜尔千佛洞、大足石窟等位置孤立的石窟。
随着佛教信仰的盛行与石窟造像的发展，从南北朝到隋唐，成为宗教艺术盛行的时代。佛像彩绘与立体造像拓展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新领域，各种与佛教相关的装饰图案也普遍深入民间，佛画敷彩技巧补充了中国传统线描绘画的特质，佛塔佛寺建筑则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建筑风格。南北朝时期的宗教艺术由于西域及印度工人而使得艺术风格带有印度、希腊、波斯的色彩，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艺术最具异国情调的时期。
而与后代相比，北魏又显得异国情调特别浓重，后期的西魏则已有汉化的情形。在南北朝时期，除了佛教彩绘与雕塑外，工艺装饰方面亦由于佛教的兴起，铜器、石雕、织绣等均充满宗教色彩。作为佛教象征的莲花与忍冬成为此期的特色。绘画技巧方面，南北朝中期，佛画注重色彩晕染浸润的风格大为流行，对传统绘画的线描法造成巨大冲击。至南北朝晚期，敷彩的技法已远胜过白描，南朝梁画家张僧繇吸收此技，进一步舍弃线描，开创无骨的画法。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艺术不仅在形式上汉化，而且在精神意境上也有改变。隋唐的统一与经济上的繁荣太平促使宗教壁画风格由北魏时期舍身救世的悲惨气氛转为气势恢宏、情绪欢愉。原本来自印度表现释迦牟尼前生苦难的场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欢乐和幸服的幻想画面。而唐代的佛像雕塑以健康丰满替代北魏的秀骨清相；以慈祥和蔼、关怀现实取代北魏的超凡绝尘。
工艺、书画成就
南北朝时期的工艺美术，在题材上多为佛教成分，但在风格上与汉魏仍较接近。而唐代的工艺美术脱离了商、周和汉、魏六朝时期古朴的特色，开启了新的装饰风貌。
唐朝的工艺普遍具有博大清新，华丽丰满的特点，各种工艺的造型设计，多运用较大弧度的外向曲线，给人以圆润丰满之质感。色彩多表现深浅层次的多彩色阶，有富丽、华美的艺术效果。唐代的工艺制作中最卓著的是陶俑塑像，尤以唐三彩陶俑为出名，其造型栩栩如生，呈现出盛唐社会的精神气蕴。尽管唐朝的陶俑偏重动物造型，但日用工艺的装饰却一反商周至六朝以动物纹为主的传统，开启往后千余年以植物花草为装饰主流的新风格，更加反映了生活风貌而摆脱了威严冷静的气氛，使人感到自由、舒展、活泼、亲切。在制镜工艺上，汉魏六朝以来铜镜装饰图案主要是格律体，而唐镜多采用自由体，显得生动活泼，富有变化。中国在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画家是在魏晋时期，当时文人风气尚音律、书画，好玄远清雅，追求个人性情的解放，带动绘画对个人个性和特征的精致描绘。在唐之前，传统绘画大多为壁画，并体现政治及宗教色彩。自唐开始，转为以欣赏为主要目的。隋唐五代时期，也是中国绘画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类别走向分科独立的时代。自中晚唐以降，山水画成为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绵延一千余年。
玄学与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旧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社会的新秩序仍在重建。其时，富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致力摆脱两汉以来经学传统的束缚，转而注重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他们运用哲学论辩的方式，对一些高度抽象的理论进行探索，因而产生了当时主要学术思想——玄学。
玄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在玄学的风气之下，个人的自觉是这一时期思想界的独特精神。由此树立了一种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思想与两汉时期完全不同，而较接近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故玄学思想家很推崇先秦道家的《老子》、《庄子》二书，以及道家精神密切相关的《周易》一书，他们把这三本书奉为研究玄学的主要经典，名之为“三玄”。南北朝时期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因此玄学也融合了不少佛家与儒家的观点
。
玄学流行时期也是政治动荡的时期，相对的，政治对学术思想的束缚也大为减少，在没有皇家钦定的学术标准下，当时的思想界相当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清谈”是这时期玄学讨论的主要活动。讨论纯粹以理取证，不论资历与辈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性堪比战国，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战国时期关心的是治国之道，魏晋则关心个人的人格自觉。玄学家善于辨名析理，围绕着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动静等命题展开热烈讨论，各学派争论都十分激烈，形成中国历史上对宇宙理论探讨最活跃的时期。而论辩这种形式对促使中国产生了理性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理论性与成就也是空前的。
这个时代，玄学家所探讨的许多领域都是从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上不讲究学术辈分，强调思想的活泼性与创造性，因此，透过清谈的形式，年青人在思想论坛上获得盛誉者不乏其人，是中国古代诞生青少年思想家最多的时代。钟会、王弼、王戎、向秀、魏玠等等许多著名思想家都是在二十岁前已经成名。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与先秦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此时汉民族外在的事功虽有限，但内在的思想创建成就却很可观。
北方原本亦十分流行玄学，晋室南渡后，玄学风潮迅速扩散到江南，而留在北方的世族，转而崇本务实，好尚经史。而被北方视为文化正朔的南朝，其思想家一旦来北，往往倍加推崇。由此可见，政治版图的变迁影响到思想版图的变化，也看到了政治强权与文化优势不相同处的事实。
玄学流行时期，人们意识到短促的人生总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与不幸。这种对生离死别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魏晋直至南朝中期；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一直是整个时代的典型社会气氛。但玄学也并非一味的哀伤，玄学所指导的人生方向依然是要抓紧生活、珍重生命，要有意义自觉地充份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玄学追求一种绝对自由而又无限超越的人格。理想的人格是拥有感情而又不被感情牵累，拥有喜怒哀乐而与宇宙自然融为一体。达到玄学的境界之后，人的精神成就取代外在的行为节操，成了最高的生命意义与指标。这种无形精神超越有形躯体的现象处处可见。东汉时代对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尚好与品评，降及魏晋，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成为新的品评重点所在。魏晋“人品”要求，以漂亮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要求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言语形像，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