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别署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和书法家。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浙江大学校歌》的词作者，浙江大学原教授。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曾应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所著后人辑为《马一浮集》。
人物生平：
少年时代
清光
绪九年（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马廷培当时任四川仁寿县知县。母亲何定珠，出身于名门望族，颇有文采。马一浮有姐三人，均识字读书。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从何虚舟先生学读唐诗。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随父母返浙江绍兴原籍，居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今上虞县）。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父聘举人郑墨田教子，郑氏为马一浮取学名“福田”。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应县试名列榜首。
求学生涯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社会贤达汤寿潜（民国时曾任浙江都督）见其文章，大加赞赏，以爱女汤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习英、法、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终身不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后又赴德国和西班牙学习外语。曾预纂《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次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回国，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
学术养成
民国元年（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丰子恺撰《护生画集序》。
民国
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国难迫使马一浮携家人南渡避寇。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师名义作“特约讲座”，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为浙大作校歌。同年随浙大至桂林，又转至宜山，继续在浙江大学讲学，讲稿后辑成《宜山会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编刻自撰历年诗词之作，有《蠲戏斋诗前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芳杜词媵》等。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战胜利，回杭州，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从事刻书。
人物归宿
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赶出蒋庄。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
人物成就
哲学体系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马一浮认为，把哲学分成本体论、认识论、经验论、方法论等，乃是从近代哲学开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其学“内外本末只是一贯”。可以说，在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学问题，以及全部教育问题，都只集中在一点上，即“发明”和“反求自心之义理”。他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是彻底的唯心主义。
马一浮能够很好地融会程朱、陆王两派的思想、方法。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忌讲宗派立门户，……先儒临机施设，或有抑扬，皆是对治时人病痛，不可执药成病。程朱陆王并皆见性，并为百世之师，不当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须善会，实下工夫。他批评那些对朱陆异同争论不休的人说：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机用，妄生同异，只是瞎汉赃诬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诣邪？”其实，“程朱陆王岂有二道？见性是同，垂语稍别者，乃为人悉檀建化边事耳（按：“为人悉檀”乃佛教用语，意思是根据各人不同的根机和能力，而为之说各种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临机施设，对症下药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陆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诚如贺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穷理，解释经典，讲学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习复性，则接近陆王之守约。”
理学思想
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与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齐名的儒家学者。他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深刻研究和体验，是时人所公认的。马一浮从不标新，更不自构体系，而始终只是默默地潜心体究宋明理学，躬自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为人精神。
马一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阐发他的理学思想的，这也就是他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提出的“可以终身由之而不改，必适于道”的四点：“主敬”、“穷理”、“博文”、“笃行”。他指出：“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
“穷理为致知之要”是这四句中的重点。在谈到“理”的问题时，马一浮总是联系“气”和“事”来说，强调“理气”、“理事”的“一源”和“无间”。他继承程朱的思想说，“有气必有理”，“离气则无以见理”，“无此理则气亦不存”，“理气同时而具，本无先后，因言说乃有先后”等等。同时，他也进一步发挥道：“太极未形以前，冲漠无朕，可说气在理中；太极既形以后，万象森然，可说理在气中。”他还结合“易”的三种含义来阐发理气的关系，说：“气是变易，理是不易，全气是理，全理是气，即是简易。”这是一种新的解释，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某楷定之义，先儒释三义未曾如此说。”以后，他又把“易”之三义与佛教所说的“体、相、用”三大贯通起来，认为“不易是体大，变易是相大，简易是用大”。从而使理气的体用关系，得到了更为生动细致的说明。关于“理事”关系，他则一再强调“事外无理”和“理事双融”。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理”与“心”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马一浮竭力调和程朱和陆王的差别，而坚持的则是“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说：“朱子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致知为推极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则理不在心外明矣。”他还说：“格物即是穷理，异名同实”。他还引用佛教的理论来作佐证，说：“佛氏亦言，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灭法灭，万行不离一心，一心不违万行。”他的这些论证，最终是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觉自证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诠表，只是勉强描模一个体段，到得此理显现之时，始名为知。”可以说，穷理致知是马一浮理学思想的核心，从这里出发，又回归这里。
学术思想
“义理名相
论”则是马一浮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称之为新义理学说。马一浮“义理名相论”的学术旨归，是通过分析名相而识得六艺的义理内涵和中国学术的本原。以佛氏的义学和禅学为助发，做到了会通儒佛，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义理名相论”命题的提出与探究，既是马一浮实现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义理之学的结晶，也是要给来学指示一条达至最终派遣名相的观念与途径。泰和、宜山两《会语》中的《理气》《知能》《说视听言动》《居敬与知言》《涵养致知与止观》《说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论，是马一浮研究的如何从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从而彰显六艺义理真谛的示范，可谓深文奥义，理事双融，不二法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