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开放运动其规模之大历史之长也为仅见。人文思想在此时期也成为中国哲学的支柱。诸子百家在这个历史阶段各自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处世思想，其中，为孔子、孟子、荀子所主张崇尚伦理道德的儒家、为老子、庄子、列子所主张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为墨子所主张的墨家、为商鞅、韩非所主张的法家与后来的佛家思想并为后世中国最重要的五种思想。
同时，因为文化的大发展，文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首屈一指的当属战国晚期楚国诗人屈原所著的楚辞名篇《离骚》。与之一时瑜亮的是《诗经》中记载各国民歌的章节《国风》。此外，诸子的散文也各具特色，《庄子》一书洋洋洒洒，是先秦诸子散文中的佼佼者 。
秦汉时期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而其产生的新社会在秦汉时代成型。秦汉时代的文化模式奠定了中国近两千年来文化的基础，又有其时代特色。秦汉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风尚业已形成。
在秦汉时期，长城已经成为华夏定居农民和域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明确分界线。
自秦汉以后，华夏族对外的殖民与扩张多集中于东方与南方，与长城以外的地区多为征伐、邦谊与交流。这种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在西域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在中西海上交通还未兴盛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的交流大多经由西北陆上的河西走廊。远洋航行在此时也开始出现。随着丝路的开通，各种异国产物源源不断的进入中国，至今已成中国土产，例如葡萄、石榴、芝麻、豌豆、蚕豆、核桃、黄瓜、香菜、大蒜、苜蓿、生姜等。由于西域风俗的盛行，中国文化得到极大丰富。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怪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
秦汉时期也为中国奠定了疆域和思想的基础。秦始皇焚书坑儒，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之后，又统一度量衡。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能够经两千年而延续中国正统思想的地位，原因在于其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的补充与改造，已经综合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于一体，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以探讨先秦儒家思想为目的的经学也在在汉朝成形，成为传统中国学术的重心。
秦汉时期，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在汉代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九章算经》、《素问》、《本草经》、《相六畜》等著作均已问世。金属冶炼技术也突飞猛进。
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传统的神话系统也基本成形。随着《山海经》与葛洪所著的《抱朴子》的流传与东汉末年天师道的兴起，中国人传统的神仙观点也基本盛行。
魏晋隋唐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分割之状。虽中国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华夏，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太远。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
（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
（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
战国以来，神仙方士之说，因之以盛，而其效不可睹。要其为术，足以惑下愚而足以启上智。而佛教当时流入中国，正合于中国人心渴仰宗教之潮流。又有五胡乱华，外族政权治中原初以多种缘由而推显释教。然而，以中国人吸收之力，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发源之地。此时期，谓异族蹂躏中夏之时期可，谓异族同化于中夏之时期亦可。惟汉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夏族，而他族则以被治者而同化。汉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夏族，而他族则或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后汉之季，由朴学而趋游谈。汉末魏际天下大乱，乘时趋势者，不以道义为重。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凤。清谈所标，皆为玄理。稽其理论，多与释氏相通，故自晋以来，释子多治老、庄，清谈者亦往往与释子周旋，佛教于是与中国学说融合；或以佛与儒、道诸书并称，渐为儒释道之沟通融会。
民族交流
从东汉后期到隋代五百多年的时间是一个乱世的时代，也是中原文化和周边胡族交流最密切的时代。华北是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也是受草原游牧民族侵扰最多的地区。沿中国东北至西南边界，在西晋时有鲜卑、匈奴、羌、氐、羯五大外族，合称“五胡”。这五大民族在魏晋时先后有部分族群内徙。汉末中国大乱，原有内附民族开始侵扰华人社会，另外又有更多塞外游牧部落联盟迁入华北地区。而居住在华北地区的华夏民族沾染了胡人风俗，也引进了装备有马镫的骑兵。华北地区在五胡乱华一百三十年的纷乱期，胡人进行侵扰式内徙；到北魏逐渐兼并华北，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的改革之后才开始逐渐恢复社会经济生产。
这种情况在隋唐时得到了延续，中亚等地民族大量内徙的情况屡见不鲜，隋唐朝廷则划地予以安顿，任其自由生活。而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成为中国佛教的栋梁。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趋于汉化。胡人统治者的政治形态多模仿汉人，北魏孝文帝更有孝文汉化运动，易胡服、胡俗、胡名为汉服、汉俗、汉名，并鼓励胡汉通婚。另一方面，在北方长期居住的汉人在习俗方面也习染了胡风，呈现华人胡化的现象。入侵华北的胡人经常与当地汉族大士族通婚，遂产生了半开化的混血新贵族，他们成为了新的统治者并统一了中国。胡人与汉人的混容不仅产生了新的民族，生活习惯上也呈现了不同的风貌。而隋唐二朝更把这种趋势带到了塞外地区。隋朝为了交好中国西方与北方的游牧民族，先后把公主嫁到吐谷浑、突厥和高昌的君主；唐太宗进而把公主嫁往吐蕃王，国际通婚进一步带动了文化交流。
长江流域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文明，但直到汉朝初期，仍未完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西汉末年，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依然人口稀少。但到了东汉与三国时期时，为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大批汉人开始移民长江流域。四世纪初，华北汉人地区的西晋政权被胡人灭亡时，更大批的北方汉人大举移民到江南地区避难，此举带动了江南地区原有住民与汉文化的融合。唐朝在八世纪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带动汉人第三次的南向移民，江南渐成汉人聚集的重心。而东晋与南朝时期，是江南开发最为快速的时期。由于北方大族举家南迁，人丁兴旺，耕作面积快速增加。隋朝的统一，虽然在军事上是北方统一南方，文化上却是南方向北方传播。而安史之乱后，南方在经济条件上亦超过了北方。
门第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不亚于周朝时期的宗法制度。不同的是宗法制度的影响是从政治扩散到民间，而门第社会正好相反。门第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原因之一是当时学习条件困难，入仕只限于经济与文化条件优良的少数家族，形成这些家族累世为官，积久渐成门第。东汉覆亡后，平民失去了保护，纷纷依附到大族以求庇荫，这些大族乃组织自卫的团体，筑城自守。门第更有了军事与经济的影响力。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根基不稳，往往仰赖门第支持。由于士族不需负役，平民争相依附，门第更趋发展。门第由法制化发展到法统化，以至于国家政权只有受到大门第的认可才得以延续。门第的形成与发展不是在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因应社会的客观条件，结合形成广泛的文化生态，士族门第生命力不绝达数百年之久。士族门第为了维持其地位，一方面掌握政府人才进用管道的九品中正制，一方面选取门户相当的家族通婚，借此维护门第的尊贵。士族门第的庄园提供各种农业经济资源，并且拥有手工业作坊。东汉末年以降，由于汉人国运不振以及胡人政权当道，逐渐养成门第不屑过问政治的风气，门第中人之间盛行清谈的风潮。结果江南门第士族以不问政治而标榜，最终也因此而消失。而北方汉人门第因混血而开始重视国力关心政治，并赖此统一南北。到隋朝推行科举考试制度，平民得以通过科举考试任官，士族无法通过人才选拔以壮大门第，到了唐代门第社会终趋于没落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