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艺
工商业的发展伴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宋代以后都市生活型态的转变包括作息时间延长、活动空间增加、休闲娱乐多元化等。在隋唐五代时期，多是白天进行商业活动，到北宋时，随着市民的生活型态改变，有在晚上进行，城市成为不夜城。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皆明确画分住宅区与商业区。到北宋时，祇要纳税，任何地区皆可设店营业。宋金元明清不再严格区分居住区与商业区。而勾栏与瓦舍则丰富了文化生活，其为杂剧团等专业表演场所。茶坊除了提供消渴及提供社交场所外，也结合民间艺人，表演说唱，丰富庶民生活。
宋元明清时期，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印度地区逐渐受到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入侵，导致佛教在印度的消失；中国地区受世俗文明成果影响，原始佛教风貌与精神同样瓦解消失，取而代之的汉化佛教已充满庶民俗世生活的人间兴味。这种现象从唐中叶就开始了。宋代以后，佛像雕塑产生写实的倾向，日益世俗化，更多反映俗世的景象。宋代以降，佛像不再具有六朝与隋唐之威严，原有的超自然想像力变得稀薄，已无太多宗教意味。人世生活的欢乐替代天国的信仰，实际真正的世俗生活替代了理想来世的祈求。佛学理论也日益世俗化，明末，佛学产生了“世事”即“佛事”的理论，俗世生活所经营的百工、百业都堪称“净业”。居官、治家，或是从事工商事业，都是“菩萨行”。
宋代以后，各种宗教在民间萌发出了许多新的教派。因此，宋代以后，不论佛教或道教，在教义上都表现出儒、释、道融合的现象；并同时开始撰写能阐释三教合一精神的新经典“宝卷”。“宝卷”把三教原有经典中深奥的语言与哲理通俗化，由于浅显易懂，对庶民教化的作用极大。另外一种工具则是“功过格”，其将道德行为量化，可以累积、可以功过相抵，并结合商业簿记的信仰形式，由于具体可行，效果显著，在民间长期广为流行。
戏曲发源于初唐，在宋代快速发展。到元代，则戏曲又称元杂剧。其又可分为短曲和杂剧。中晚明之后杂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戏发展的传奇。晚明时出现不少戏曲流派，有专讲音韵格律、也有偏重文采者。清前期，又有倾向兼顾舞台效果的改革，及重视时事题材者。到了清乾隆末期，乾隆帝召全国戏班入京，中又以“徽班”最闻名。至同治、光绪年间，发展成为“京剧”，取代传奇成为流行戏曲。
说唱艺术亦开始发展。说唱艺术是白话小说的前身，其艺术形式则源自于佛教的宣教活动。隋唐时，僧庙为向大众说明佛理，常采“变文”、“变相”的宣讲形式。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繁荣，这些行为也成为庶民的娱乐形式。说唱艺术发展到明代中叶，由口语艺术变成书面的文辞艺术。阅读对象有说唱家变为一般大众。剧本也由一般话本发展为完备的小说。由于小说是由话本演化而来，其大多内容丰富，重视情节，中晚明时，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在一百年间出现了多达五六十部的小说。明代小说成就在于将话本作整理以供大众阅读，清代则多为出现许多文人独立创作。明清大量出版“绣像小说”，由于其图文并茂，大受欢迎，也将庶民文化发挥到极致。
理学、心学、科学与实学
宋朝理学的形成是传统儒学的一次复兴。儒家思想形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然又中衰于魏晋隋唐时期，后复兴于宋、元、明、清。宋代对儒学的复兴并不是如两汉时期的经学，而是转向于对经典的思想内涵的探讨与解析。南宋大儒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加以注解，成为《四书集注》，并取代了五经的地位。传统儒学经过理学家对先秦儒学宗师言行的崇奉与诠释，加上官方的全面肯定与提倡，儒家在宋以降成了宗教性的“儒教”。各省各县都建孔庙对孔子加以供奉。儒学之盛由此可见。
北宋中叶，融合儒、释、道为一体，并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理学形成。在宋之前的儒学虽在伦理与国家学说相当成熟完善，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却较薄弱。宋以后，理学将道德的自觉提升到对“圣”的向往与实践，因而发扬光大了先秦儒学最核心的道德学说。理学将道德落实在大学八目之上，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宇宙理论方面，理学建立了“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形上人生境界，以宇宙自然运行的天理强化人伦之理的正当性，并以天理的正当性，克制个体对自我功利与感性快乐的追求。理学把人生的境界建立在个体的自觉上，以讲求个体的修养达到圣人的境界。由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
理学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萌芽于北宋中期，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成熟于南宋早期，代表人物为朱熹和陆九渊；转型于明代中期，其代表为王阳明。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谓由“气”到“理”，从“理”到“心”，由“心”到“欲”；由强调区分“天理”到“人欲”，到“理在欲中”、“欲即理”终；理学理论终走入无法突破的终极，因此理学在经由转型之后也完成了其生命历程，被心学所取代。自宋代以下，理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对理学家而言，要改良社会改良风俗，只能从礼教着手。为了普及礼教，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开始为一般民众编订简易的《家礼》与《乡约》，做为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居家仪节。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数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准则。此外朱熹和其他理学家还编写了一些蒙学教材，如小学、百家姓、三字经等。除了图书外，朱熹创始以书院作为理学的修习场所与宣讲之重要场所。明中叶以后，各地出现大量的“讲会”，透过宣讲，理学的道德教化普及于文盲阶层。另外，透过娱乐、说书、戏曲等等手段，理学的教化更深入人心。
理学在中国盛行的七百年内，其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其带动了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社会救助工作。救助的主要方式包括由讲学之人自行办理社会救助；在士人影响下，带动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由于商人财力雄厚，明清时期，商人阶级普遍组织行善团体参加社会救助工作，对各地方的贡献尤其显著。然而，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使宋人成为严肃，宋文化转入“老僧”性格，沉静而内向。明代以后，程朱理学被奉为不可侵犯的正统哲学，中国文化更显现出典型的沉暮品格。
宋元时代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代，科技蓬勃发展的主因一是受社会经济繁荣的影响，二是由于理学勃兴，养成人们理性探求各种知识的习惯，因而厚植科技发展的基础。对规律探求的重视成为宋人的特色，无论对哲学、政治、诗歌、艺术以及自然事物都如此。宋朝兼重“儒术”与“商业”，鼓励工商为官方一贯的政策，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常予奖励。中国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三大发明都出现（或大规模使用）于北宋。在天文历算上，科学家郭守敬，发明出十多种天文仪器，并据以修订历法，他所制定“授时历”是古代最精密的一部历法。医学方面，中医分科由唐代的四科到宋代的九科再发展到元代的十三科。宋慈所著的《洗冤录》是世界上最早法医专著。在纺织业上，元黄道婆由崖州（今海南岛）引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再加以改良，提高旧的的棉纺织效率与产量，棉布从此成为汉人最主要的衣着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