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克兰
弗朗兹·克兰（Franz Kline）的作品也是如波洛克一样属于动态性的。40年代，他热衷于线描，特别习惯于画小幅的黑白速写和细节，他在细节中研究单一的母题或空间关系。1949年的一天，他用幻灯机放大一些速写，这启发他发展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在白色画布上，一些大尺度的黑色线条，除了线条，别无其他，更没有具象的东西。画面中的空白与强有力的黑色笔触一以生动，甚至某些飞白看起来更有意味。人们看他的作品，也能理解“行动绘画”的含义，笔的运行在作品中显得十分重要，徐、疾、通、滞、转、折、进、退，这一点与中国的书法产生了暗合。不管他有没有受到东方书法的影响，他的画在“计白当黑”的原则上与东方的书法是一致的。而且在削尽冗繁，只取黑白两色，以少胜多，达到更有深度的美--这样的美学趣味与东方的书法艺术十分接近。
克兰最初的大规模的黑白抽象画作于1950年，特点是笔触大而粗犷，但由控制，还有强有力的建筑式结构。他的结构对60年代构成主义雕塑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50年代后期开始尝试使用色彩，在他去世前的那一年（1962），色彩才开始在他的作品中起重要作用，但结果不一定可喜，似乎色彩在他那由构图表达的意念中无关紧要，而只是一种装饰罢了。
抽象表现主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如波洛克这样强调力量与动感，充满激情；另一种则是更纯粹的抽象，给人以宁静，罗思科便是这种风格的代表人物。罗思科出生在外国，1913年从俄国来到美国，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早期作品带有超现实主义的痕迹，后来逐渐变得单纯。到了1950年他已完全抛开了具体形象，作品常是几个空白的长方形画在涂了色的背景上，边缘并不明确，因而它们的空间位置也是模棱两可的。这种空间感也是我们在波洛克的作品中所熟悉的，找不到有深度的空间，而这种很浅的空间忽远忽近，不可捉摸。色彩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长方形空间而起作用，造成一种温和而又有节奏的脉动感，不清晰的交界处隐隐地藏住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罗思科认为自己不是抽象画家，他更注重精神的表达。他说：“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他要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找到今天西方文明的根。他认为现代人的内心体验没有离开从古至今的传统，因此要表现精神的内涵需要追溯到希腊的文化传统中去，尤其是希腊文明中的悲剧意识，这是最深刻的西方文化之源。在他画出成熟的抽象画之前，他对希腊、罗马艺术投注了很多的注意。从希腊传统中他吸收了希腊悲剧精神中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个人与群体的冲突的矛盾状态。在他看来这些冲突概括了人的生存的基本情形。由于他追求表达的清晰，追求去掉一切与观念无关的东西，他最后发展出了一种全黑的画面，在黑色中他找到了和他的悲剧意识完全吻合的形式，而且是不可再简的形式。
阿德·莱因哈特
阿德·莱因哈特（Ad Reinhardt）在30年代末就开始用几何形和矩形作构图试验。40年代，他以拼贴画为载体，开始超出立体主义的图案和空间，使用一种自由的图案。这些图案把个人的笔法、含意和传统构图的运用减到最低限，使作品独立于它的作者而有了新的生命。50年代初，他用单一的色彩绘画，如红色和非常深的、近似于黑色的绿色。60年代，他多用蓝色。之后，在单色块中出现一些内在的形象，以明度或调子微妙不同的色彩组成更小的矩形，正方形，或者正十字形。
最后莱因哈特在黑色中把他的风格推向一个极点（左图）。在一个五平方英尺的平面里，画着9个等大的黑方块，这些黑块没有纹理，之间没有联系，没有变化，看起来没有任何含义。因此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在创作中要做的事就是“重复一种规格的画―同样的构思，同样的单色，在第一个方位上同样的线的划分，同样的对称，同样的纹理，同样形式的图案，同样自由的笔触，同样的均衡……把一切都画成高度一致的，规范的。”“没有线条和形象，没有形和构图，没有视觉、感觉和冲动，没有象征，没有装饰性、色彩或图画性。没有愉快和悲哀”。这些体现了莱因哈特坚持的信念：“艺术就是艺术，除了艺术什么都不是。”他追求纯粹的艺术表达，“艺术中的一个标准是个性和优美，准确和统一，抽象和本质。对于美的艺术来说，它是非呼吸的，非生命的，非内容，非空间，非时间"。在他看来，"抽象艺术50年来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阐述艺术作为艺术，别无其他，把它纳入一个轨道，使它更独立、更封闭，使它更净化，更绝对，更孤傲--非对象，非具象，非象征，非意向，非表现，非主题。谈论抽象艺术或艺术作为艺术的唯一方式，是谈论什么不是艺术。”
莱因哈特抛弃了他认为是非艺术的一切，同时也抛弃了他认为是非精神的一切。他的思想很明显带有一些东方意蕴，他曾在布鲁克和享特学院从事过东方艺术的教学，是一位东方艺术的学者。他的观点影响了极少主义及之后的一些艺术流派，同时也为概念艺术家提供了一种灵感的源泉。
巴尼特·纽曼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中最为理智的艺术家之一，他的艺术充满着神秘感和不可知的东西。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或者说是“自白”中，纽曼阐发了他的观点，明确指出他艺术的题材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创造的神秘与人类存在的含义。在其他的许多文章中，他写道：“……（艺术家）以他的欲望、他的意志来建立有序的真理，那便是他对生命与死亡的神秘性的态度的表达。可以说，艺术家像一个真正的创造者那样探究宇宙。恰恰是这一点使得他成为艺术家。”40年代，纽曼专注于犹太神话中关于创世的传说，这些传说不仅来自于《创世记》，还来自于希伯莱的神秘哲学以及整个犹太神秘思想的传统。大约在1946年，纽曼开始发展出一种绘画形象： 一条光带垂直地从画布的一边通向另一边。这一符号使人想起在《创世记》和希伯莱神秘哲学中不断出现的文学上的暗喻--光作为创造的象征。同时，纽曼也接近另一个传统，即将上帝和人类共同比喻成一束光--造物者与被造者同体。在一组名为“瞬间”的绘画中，第一次出现了色带。色带处于柔和的背景之下，纽曼对此并不满意。最后他终于在1948年创作的“单一Ⅰ”中找到了最满意的解决。画面是统一的暗镉红的背景下，一条细细的亮镉红色带垂直地深入画面的中心。他把光带称作“zip”，这个形象不仅重新扮演了上帝最初的姿势，还描述了姿势本身：一个独立的形，人类--唯一的直立行走的动物，亚当，男子气概，勃起。
在之后的几年里，纽曼一直朝着这个思路发展，做了各种变体，“亚当”即是其一。这件作品尤其在色彩和标题的使用上，似乎直接回到了“单一Ⅰ”。这里不仅“zip”象征着人类，其棕红的背景下桔红的色带也许暗示着神秘哲学对《创世记》解释中的另一个象征。这涉及到希伯莱语中adamah和adom之间的关系。Adamah意为"大地"，亚当的名字直接由此而来（上帝用泥土造人），而adom意为"红色"。纽曼也许将色彩与大地及亚当在"创造"的主题中共同联系起来。与“亚当”相应还有一件“夏娃”，他是将二者作为一对来构思的，相继画了两幅画后便命名为“亚当”和“夏娃”。
莫里斯·路易斯
莫里斯·路易斯（Morris Louis）的绘画标志着对色彩与光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一探索可追溯到印象主义时期。路易斯创造了在尺寸不定的、未上底的棉质画布上泼洒颜料的方法，这样，画面看起来更像是染过色的，而不是把颜料画在画布上。于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色的纯净性，而不再因为笔触在画布上运行产生肌理效果而具有什么含义。这种技巧与他色彩的抒情性和构图的抒情性与戏剧性直接相关。著名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