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对民间商业的重税盘剥，都对此时商业的继续发展构成威胁和破 坏。加之嘉靖嗣位以来政治形势的恶化，以及 "南倭北虏"的入侵与直接破坏，使得原本兴盛活泼的商业，太为萎缩，商道淤塞，到嘉靖中后期，全面陷入衰败的境地。
文化
嘉靖时期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塑造帝系正统，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同时，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礼议”的过程中，出现了《大礼奏议》、《大礼集议》、《大礼纂要》、《大礼要略》、《大礼全书》、《明伦大典》等紧扣议礼而进行的系列礼书编纂活动，从个人倡导到国家行为，最终《明伦大典》以国家政典的形式刊行,为“大礼议”进行了一次官方理论总结，成为打击反对派、传播“大礼”定论的工具，显现出了朝内政争与官方史学之间的特殊联系。
“兴土木，修殿堂；兴文化，建学堂”，既修了劳民伤财的宫殿、陵墓，又修了维护朝廷秩序的内阁阁房，同时近30次拨款修建书院。嘉靖重视发展教育，尊重孔子及孔子门生，在全国各地兴建书院。嘉靖重视文学艺术，谕示勘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使当时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传奇创作得到了繁荣。此外，嘉靖皇帝的文学素养较高，他的诗词写得较好，是历代帝王少见的。
嘉靖间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和哲学家，出现了许多优秀文人、学者和文学流派，出现了不少胸怀理想信念、不惜以死相谏的诤臣，都与世宗的涵养人才相关，与其所实施的政治宽松相关。这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整理出版的时代，是《金瓶梅》和《宝剑记》、《鸣凤记》、《浣纱记》等小说戏曲杰作写作的时代，明代中晚期思想文化的繁兴，是从嘉靖时开始的。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嘉靖帝巡访图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嘉靖帝在历史上以崇信道教而著名，是继宋徽宗之后的又一位"道君皇帝"。 嘉靖帝君臣的宗教活动中，有一部分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嘉靖帝以救灾为目的的宗教活动，使道教地位有所提高；也对朝中政治格局产生一些影响；还为整饬刑罚和吏治提供了契机。 与此同时，他禁绝佛教，对明代佛教、社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民族
边防问题，是困扰明王朝的重要问题。北部的蒙古势力长期与明王朝对峙，然又无法彻底消灭蒙古力量，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冲突的存在，又使之无法和谐共处。如何解决明蒙问题，成为明王朝历代君主首要之事。明初明蒙关系敌对，王朝采取抵御政策。然世宗时期，俺答几次要求通贡、互市。遭致世宗拒绝，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需求致使明蒙关系不断恶化，明朝边患问题不断。
嘉靖年间，蒙古族在其首领俺答的率领下频繁入掠，给明王朝的北部边防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进而酿成明代北边危机的第二次高潮——庚戌之变，并且终嘉靖一朝，北部边防一直处于刀光剑影的战争状态。
社会
嘉靖帝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
嘉靖帝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
嘉靖帝在对北京城的改造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这位年轻皇帝对礼仪的颠覆与再造。嘉靖初年还在四郊新建了地坛、日坛、月坛。他将敬万神的天坛改为只敬天神，并兴建地坛、日坛、月坛，整个北京城被放置于一幅八卦图之中：南侧为天属乾卦，北侧为地属坤卦，东侧为日属离卦，西侧为月属坎卦。痴迷于道教的嘉靖还在皇城内大规模营造道教宫观，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宫观没有保存到今天，如位于今天中海以西的国务院机关办公地，就曾经是嘉靖皇帝兴建的一组称为“大光明殿”的道教建筑群。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决定利用元大都土城遗址，四面环绕修筑京城外郭城。最初规划的外城长七十里，东西十七里，南北十八里，设城门十一座、敌台一百七十六座，西直门外和通惠河设置水闸两处，其他低洼地带设置水关八处。由于工期浩大，在严嵩的建议下改为先修筑南面，将正阳门外的大片繁华市区包入，得到嘉靖帝的许可。后因用兵频繁，再加上1557年紫禁城大火灾后将财力物力集中于宫殿的重建，因此外城一直没有再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筑外城各城门的瓮城。
嘉靖皇帝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更是嘉靖朝改革的重要成果。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嘉靖皇帝实施的改革措施，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全面推行改革进行了准备。
人物评价
总评
嘉靖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 在他执政的前二十年中颇有作为，以不因循守旧的革新精神开创了中兴局面，他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打破传统、体恤士农工商、有利社会发展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的时代的许多建筑，如北京的天地日月四坛，钟祥的明显陵、元佑宫等，至今仍显现着劳动人民艺术创造的风采，为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但在嘉靖二十一年之后日益腐化，朝政日坏，大礼议杖笞群臣、崇奉道教并祸及自身、寻兴大狱、误用佞臣、刚愎自用、局势动荡不堪。嘉靖帝是个极其聪明并且自信的皇帝，而且有些自大狂妄，但却十分小气，又喜欢乱花钱，也很要面子，能与之打交道的，也只有徐阶、严嵩这类的官场老手。
嘉靖帝执政的四十五年，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的时期，“一般认为是一个经济非常活跃的、农业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纺织品和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发展的时代。”
嘉靖帝和他父亲读圣贤书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这也可与他在礼仪之争时的强硬态度联系起来，除了与前朝老臣争权的因素之外，嘉靖帝更在乎的是要为他敬爱的父母争名分，因此他不顾自己势单力薄，在群情汹涌之中，毅然要为自己父母争得更为尊荣的地位。嘉靖帝是个十足的孝子，但他逞一己的私孝而不顾天下公义，终究太小气太狭窄，有违宽阔浩荡的为君之道，后人说他是“中材之主”，似可认作确论。 …
